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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1页）

明太祖发动文字狱之谜

什么叫文字狱呢？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所犯下的罪案，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文字多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自然多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专制统治者往往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异端，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

文字狱就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骇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仔细分析每一文字狱的构成，虽然多是扣以“叛逆”的帽子，但只要看一看案情，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多是罗织而成的。历代文字狱集中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时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13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人之多。上至王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何大兴文字狱呢？

有学者认为，明朝建国初期，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拥护新建的大明王朝，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做的文人；其二是，鄙视朱元璋出身低贱，对红巾军抱有刻骨仇恨，对新朝不合作和对抗的文人；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特别拥护，也无特别仇恨。朱元璋对这种情况当然是了若指掌。所以，一方面，他重用那些拥护他政权的文人，做出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他加大打击力度，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九族等强硬手段，逼迫不合作的文人低头就范。但越是这样，这种对立情绪就越强烈。即使那些已经出来当官的人，他也对他们异常警惕，时刻保持着一种高压态势，所以，他非常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主动找茬，吹毛求疵，从而造成了明初的文字狱。

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之所以形成严酷的文字狱，与朱元璋手下的文武大臣相互倾轧、争功邀宠有很大关系。建国之后太祖比较重视文人，开科取士，朝仪、军卫、户籍、学校等制度规程又多出于文人之手，武将们心理酸溜溜的。

据明景泰朝黄溥所著《闲中古今录》记载，许多功勋卓著的武将到朱元璋那里告状了。朱元璋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治天下之事却是非用文人们不可的。“

有位武将说：“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对这些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朱元璋笑了：“有这样的事例吗？”

“有！”另一位武将说：“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给他起个官名，文人们就给他取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很儒雅啊！待士以诚，也正好符合他的所作所为。”

进言的人笑了：“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士，诚小人也。‘也可以读成’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子骂他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听此一说，立刻叫人拿来《孟子》，古书的刻印本都不曾断句，他果然找到了“士诚小人也”这句话。

从此之后，朱元璋对文人们开始留心，阅读文臣们的奏章、诗文时格外仔细，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如有讥讽之意的，立斩撰写者，以儆效尤。这里面，既有他本人对文人及文字的疑虑和误解，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朱家天下的长远意图。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他深以自己出身卑微为耻，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土匪、强盗为耻，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他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有事业上的依赖，也有心理上的羡慕，在潜意识里，他总是通过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的身份，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随心所欲、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大搞文字狱的一些传说是值得怀疑的。

一、有关文字狱的记载，大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非君”风气流行的时代。朱元璋对贪官集团、权贵特权集团的打击（包括杀戮功臣），显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难免怀恨在心，他们的后代以及那些对朝廷不满的人，在适当的时机难免就会有所操弄，编写一些东西来抹黑朱元璋。比如徐祯卿所著的《剪胜野闻》、梁亿所著的《传信录》、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等等，书中所载故事大多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二、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元朝修《宋史》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唯独清朝，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清初诸帝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都就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建议”，让书写者修改，修改，再修改！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上的明朝，实在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的明朝，与历史的真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三、为了巩固政权，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顺、康、雍、乾连续不断地搞了逾百年的文字狱，不只引起了社会惊愕，也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倘能把朱元璋打造成文字狱的先行者和高手，则既可以转移视线，又可以减轻压力，康、雍、乾们也就有了“垫背”的主儿了。而那些积怨甚深、满腹牢骚的士大夫们，也找到了一个出气的口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笑骂朱元璋的文字狱来影射康、乾之辈的文字狱，这就是在乾隆时期朱元璋文字狱越传越广、越传越神的原因。

四、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乾隆朝探花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而赵翼所记载的这些事例，又转抄自《朝野异闻录》、《闲中古今录》、《剪胜野闻》等可信度不高，且多已失传的野史类书籍。

五、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如因“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倒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得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用“生”倒了霉，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有五六个案子又重蹈覆辙？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仅目录就有六十卷之多，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约三亿七千万字。它不只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如此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11095册正本（《永乐大典》正本是指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却不知落于何方，后人的有关记载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11095册书卷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

总结后人对《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

《明世宗实录》中有关《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而据载，《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六十，在位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从此以后，《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再无记载。

另外，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这“两处收藏”则是指哪两处呢？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并且，在明代，以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如20世纪60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檀墓，发现殉葬的有《黄氏补干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20世纪70年代上海郊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时间很长，又极爱《大典》，所以，他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是极有可能的。

（2）毁于明亡之际

此说法较为普遍，国内出版的不少通俗读本，如《祖国》等书在介绍《永乐大典》时，一般都认为“1557年，皇宫奉天门、三殿等处着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后来，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阶等109人，用了五年时间，摹写了一部副本，从此正本和副本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明末，文渊阁被焚，正本被付之一炬”。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中说：“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

此种说法即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占领北京42天后，在皇太极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被迫撤离北京。据史籍记载，起义军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但是，有的学者对毁于明亡之际的说法并不认同，其实早在明末。就有人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也说“不知新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刘为内臣，熟悉明宫秘闻，连他也不知正本下落。并且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记录说《永乐大典》正本焚毁一事，况且文渊阁十分狭小，根本就安置不下1万多册的《永乐大典》及其他宋人诸集。因此，文渊阁被焚，《大典》正本随之不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人们的一种推测而已。

（3）万历年间被焚毁

此说来源于方以智《通雅》卷3“释诂（缀集）”中记载：“《永乐大典》藏于文楼，嘉靖中火，上亟命救得免，复命儒臣摹抄，隆庆元年始竞。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这段话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加的按语，大约写于康熙初。

这段话的可信性很值得怀疑，因为，从事理来推断，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焚毁《大典》，应为大事，会有人提到或史官记录，但何以一直无人提及？万历末年的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云：“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也只是说不知其下落。并且，当时亲历此事的大学士沈一

贯在谈到此次火灾之祸害时，也没有提到《大典》被焚之事。因此，此说并不可信。

（4）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

据《鲒琦亭集外编》中记载，在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下落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缪荃孙不但承袭了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之说，而且还进一步发挥说道：“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这在《艺风堂文续集》中有明确记载。从此，《永乐大典》正本被毁于乾清宫大火说便正式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