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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物啊！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引来了不少上门收购宝物的古董商，就这样，大量的青铜器流入民间，不知去向。这次青铜器窖藏的发现，在给任家村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引来了灾祸。一帮子土匪到村里抢青铜器，因为一无所获而开枪打死了任玉，还把另外一位村民的膝盖骨打伤，落下终身残疾。1940年发现的这批青铜器，从铭文上看，是由两个人铸造的，一个叫梁其，一个叫博先，经过考证，梁其和博先同属一个家族，身份也是“膳夫”，是周王身边最亲近的高级贵族。在一个村庄先后发现两个“膳夫”级的豪门贵族遗物，共一百八十多件青铜器，这在周原遗址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在1940年发现的这批青铜器中，出土了一尊梁其鼎和两只梁其壶，都属于国家级文物。其中一只梁其壶已经流失到了美国；梁其鼎和剩下的一只梁其壶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1960年，在距离我们村庄正北方向一里的齐家村，村民在种地时意外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里面有三十九件青铜器，其中几父壶、柞钟、中义钟、中友父簋、白邦父鬲等二十八件青铜器上均铸有铭文。

1961年，村民在种田时又挖出了三件样式完全相同的青铜器，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这种青铜器叫簋。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簋应该有盖，可是这三尊簋都没有盖，不知何故。从簋上的铭文看，铸簋的人叫周我父，也是周王朝的一个高级贵族。到了1963年，齐家村的村民再一次发现了日己方尊、日己方彝、日己觥等一批青铜器。二十年后，也就是1983年春天，齐家村南面土壕的冻土融化，由于一块土崖滑落，使村民意外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窖里藏有四个带盖的方座簋，很有研究价值，另外还有三个单独的盖子。村民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周原遗址考古专家罗西章，罗西章曾经参与过1961年那次青铜器的出土鉴定，他从三个盖子里的铭文中看出，三个盖子也为周我父所铸。他觉得这三个盖子很可能和二十二年前出土的三个圆形簋是一体的，他带上三个簋盖匆匆忙忙赶到西安，在陕西省博物馆找出那三个圆形簋一比对，不大不小正合适。就这样，分隔三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终于在这一年破镜重圆，这让考古专家罗西章喜出望外。

同时，罗西章对周原地区青铜器出土的密度之大、数量之多感叹不已。据罗西章介绍，在周原遗址这块地方，每个村子几乎都发现过青铜器窖藏或者零散的青铜器，可以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遍地都是青铜器，实在令人惊叹。

1975年，在距离我们村子西北方向四里的董家村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三十七件，三十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其中卫鼎和卫盉史料价值很高。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青铜器为周穆王、周宣王时期的铸品，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征伐、租田和诉讼等内容。

1976年12月15日，在距离我们村正东方向一里的庄白村，发现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青铜器窖藏。那天下午，村民白新安正在农田里平整土地，突然，他的头被一个坚硬的东西弹了回来。他以为是冻土太硬，又挖了一下，又被弹了回来，他蹴下一看，发现挖到的竟然是一件青铜器。白新安将情况迅速报告给了驻村考古工作队，考古工作队来到现场，用考古铲在发现青铜器的地方铲了铲，发现此处藏有大量的青铜器。考古队小心翼翼地刨去窖藏上面的厚土，一堆堆码放整齐的青铜器渐渐显露出来。有些是大青铜器里面套中青铜器，中青铜器里面套小青铜器，大大小小的青铜器一共有一百零三件。

在青铜器窖藏的四个角，摆放着四个大铜壶，其中两个大铜壶里装满液体。经过专家鉴定，这种液体不是酒，考古专家罗西章竟然从一个装满液体的铜壶中连续掏出了十八件杯型器具。经过鉴定，这些器具是爵和觯，它们是豪门贵族们喝酒用的器具，其中觯相当于现代人喝红酒用的高脚杯。随即这个长1。9米、宽1。1米、深1。12米的青铜器窖藏，被命名为“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

经过考古专家们鉴定，这批一百零三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微氏家族，其中七十四件青铜器上刻有铭文，记录了周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有三件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一个是折觥，觥盖前为兕首，巨鼻鼓目，两只大角向后弯卷，觥体前有流，后有鋬，两角饰透雕扉棱，装饰华丽，盖内和底器内均有铭文，盖六行，器四行，各四十个字，此觥造型别致，铸工精美，把底器与盖子扣在一起，样子就像个活灵活现的铜羊，小巧玲珑，惟妙惟肖。“考古队挖出了一个能跑会叫的小铜羊”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附近村庄村民围观，把考古现场围得水泄不通，考古队不得不用木料、麻绳围成护栏，把考古现场保护起来。第二件是“刖人守门鼎”，史书上也叫“刖刑奴隶守门鼎”。鼎的左右两侧有两个提环，方便搬动，上面是方方正正的槽，槽里可以盛放食物。槽的四个角各有一个造型别致的怪兽，怪兽的身体像龙，下面有火炉，火炉有稳稳当当的四条腿，火炉里面可以放炭火，放炭火处有两扇门，右边的门由一个惟妙惟肖的被砍去右手和左脚的“刖人”把守。这个“刖人”客观反映了西周王朝对奴隶使用的酷刑，对研究西周王朝的法制很有价值。第三件叫“墙盘”，上面刻有微氏家族中“墙”这一代人的标记。经过专家鉴定，“墙盘”是周王祭祀净手时用的盘。盘底刻有二百八十四字的两段铭文，第一段颂扬西周王朝诸先王特别是周文王、周武王开创周朝基业的丰功伟绩，第二段叙述了微氏家族的发展历史，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保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是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字数较多的一件。

在“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中，还发现有不少成套的礼器、乐器，对于研究周王朝的礼仪制度很有价值。

除过前面已经提到的豪门贵族们喝酒用的爵和觯，还有鼎、簋等二十多种器型，还发现了样式完全相同的八只簋。这些器型除了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外，还与周王朝高级贵族们的身份等级有关。据专家们介绍，周王朝等级森严，天子使用的是九鼎八簋，诸侯国国王使用的是七鼎六簋，大夫使用的是五鼎四簋，上士使用的是三鼎二簋，下士使用的是一鼎一簋。那么，微氏家族是什么身份呢？虽然在“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中只发现了八只簋，却没有发现与此相匹配的鼎。考古专家们分析，鼎很可能被放在了其他的窖藏中，而且微氏家族应该有两套五鼎四簋的礼器，以此判断微氏家族的身份是“大夫”，是周王身边大臣级的贵族。另外，从窖藏中发现的二十多件成套编钟和七个编铃等礼乐类青铜器，可以判断出微氏家族在进行重要礼仪活动时常有音乐伴奏，由此印证了微氏家族招待宾客时场面的庄重与奢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微氏家族“大夫”级豪门贵族的身份。

1977年夏天和1979年春天，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在距离我们村子西北方向三里的凤雏村发掘西周建筑遗址时，发现房内有两个窖穴，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甲骨，共计一万七千多片，包括卜甲一千六百多片，卜骨六百八十七片，其中二百九十二片上刻有字。后来在距我们村子一里的齐家村也发现刻字的大龟板一块，牛肩胛骨五片，这样在这两个村子共出土刻字甲骨二百九十八片，总字数一千零九个，每片字数不一，少则一个字，多则三十余字，内容有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畋猎及人名、官名、月象等内容，时间大都在武王灭商前后。

1978年5月，在距离我们村子正东方向五里的齐村，村民在修水塘时，推土机意外地推出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可惜被严重破坏。考古专家们把已经碎成一百多个碎片的青铜器捡起来，经过修复还原，鉴定此青铜器为周代的胡簋。西周王朝第十位国王周厉王名胡，确认此件胡簋是周厉王当年使用的王器，里面刻有周厉王祭祀时的祭文，故被称为“簋王”。与此同时，在距离我们村子西北方向五里的贺家村还发现了一种叫“宇”的青铜器底座，经过鉴定也是一件王器。周厉王统治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周厉王横征暴敛，天怒人怨，还不允许百姓议论朝政，最终在公元前843年引发国人暴动。周厉王只好带人仓皇出逃到山西霍县一带，成为一位流亡国王，后来周宣王继位。周厉王祭祀用的胡簋在齐村的意外出现，实在让考古专家们喜出望外。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刘家村村民在东壕、西壕取土过程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修冯家山水库北干渠时，也挖出过不少西周王朝的青铜器，为村民及时上交，曾经得到过政府奖励。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考古部门曾经派出一名姓乐的专业考古人员住在我们村，负责青铜器的发掘，他先后从我们村带走几批有研究价值的青铜器。据我的一位在周原博物馆工作过的老战友刘银安介绍：从我们村子挖出的不仅仅有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还有大量陶器，这些陶器，从年代上看比西周时期还要早，属于姜嫄时期的陶器，大多是墓藏的食器和水器。据史料记载，姜嫄是周始祖“弃”的母亲，弃长大后因为擅长农耕，舜帝封他在有邰氏部落担任“后稷”的官职，具体掌管农业，并赐姓“姬”。从此弃的后代就在有邰氏地域从事农耕生产，繁衍后代，逐渐形成了周族部落，最终创建了西周王朝。在考古中，从其他村子发现的墓藏陶器，多是散放在棺木旁边的墓道里，而从我们刘家村挖掘的陶器，是放在墓道旁边的一个窖洞里，属于窖藏陶器，这对于研究西周王朝建立之前的姜嫄文化、姜嫄历史包括西周早期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周原遗址的考古专家们发现，在有青铜器窖藏的地方，一般都有豪门贵族的建筑遗址。他们在“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附近经过认真勘察，果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处豪门贵族的建筑遗址。

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西北大学考古系在距离我们村子东北方向三里的召陈村、西北方向六里的凤雏村分别发现了西周王朝豪门贵族的大型建筑遗址，收获颇丰。其中召陈村的建筑遗址规模宏大，柱础直径1。9米，柱础分布呈现网状结构，分析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

凤雏村的大型建筑遗址被确认为三千一百年前的宗庙建筑，该遗址坐北朝南，以影壁、门道、中院、大厅、过廊、后室为中轴线，两边有东西厢房和耳房，屋脊和天沟都用瓦，墙面地面用黄土、沙土、石灰搅拌的三合土铺垫，门下有台阶，院内有阴沟排水。这种四坡顶、两层檐、中轴对称的三级院落、两厢房布局属于典型的前殿后屋格局，前面是贵族们处理政务的场所，后面是贵族们生活起居的地方。考古发现，现在北京紫禁城和民居四合院的建筑格局与三千年前的西周宗庙建筑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博文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起，又在距离我们村子东北方向四里的齐镇村和五里的云塘村之间，就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开发，挖出了大量的瓦片、陶片和建筑遗址。他们发现从西周时期房屋建筑上开始全部铺瓦，而瓦片样式与现今北京紫禁城和民居四合院上的瓦片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紫禁城建筑上的瓦片换成了琉璃瓦。特别是在陕西关中周原遗址范围内，农村房屋建筑上使用的瓦片至今仍然保持了西周时期的瓦片样式，可见西周时期的建筑布局、瓦片样式对于现今房屋建筑风格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西周时期建筑门前用鹅卵石铺就的U字形路面，折射出了周王朝豪门贵族接待客人的礼仪方式，其中客人面向东就座、主人面向西就座的礼仪方式至今仍然保持着。

2014年8月，在距离我们村子西北方向五里的贺家村，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马坑，经过专家鉴定，其年代大约在西周中晚期，距今有三千多年。车马坑车头朝南，车尾朝北，坑内埋有一辆青铜马车，同时发现在青铜马车的前方有四匹马的骨骼。青铜马车上纹饰清晰精美，镶嵌有精美的绿松石，被称为西周时期“第一豪华”马车。其用途有的专家认为是战车，也有专家认为是观礼车，车的主人很可能是诸侯级别以上的豪门贵族。

通过上述信息资料，特别是许多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甲骨拓片上的文字以及大量珍宝文物、礼器乐器，我似乎看到了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西周遗址这片热土上的先祖们，通过世世代代的诚实劳动使农耕生产取得了空前发展，创造了姜嫄时期和西周时期的农耕文明，支撑着西周王朝的形成、建立与发展；看到了英姿勃发的周文王和他的将军们率领大军，出征古蜀国，讨伐犬戎族，不遗余力地为西周王朝霸业开疆拓土，积聚实力；看到了雄心勃勃、壮志未酬的周武王率领万千大军浩浩荡荡，手持猎猎锦旗、长矛铁戈，勇往直前，势不可当，在牧野之战中彻底打败商纣军队，推翻了商纣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成就了西周王朝的宏图霸业；看到了西周王朝的统治者们在豪门贵族们的拥戴下，在富丽堂皇的王宫毕恭毕敬地祭祀天地、祭祀神灵、祭祀先祖的恢宏场面；看到了豪门贵族们奢靡的宫廷生活和宏大的西周礼仪文明……西周王朝的辉煌，王宫都市的繁华，虽然随着历史演变、王朝更替而灰飞烟灭，西周王朝及其豪门贵族留下来的大量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陶器以及铭文，却仍然在默默地印证着西周王朝的历史，诉说着昔日的辉煌繁华，折射出西周时期建筑风格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回乡探亲记

家乡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让我始终觉得，回乡探亲是一件幸福而又温馨的事情。

1968年我当兵离开老家后，特别是1978年调到北京总后勤部机关工作后，回乡探亲和顺路回家看望爹娘的次数较多。只是，有三次回乡探亲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一）

第一次回乡探亲，是在我当兵服役期满以后的事情。那时候，当兵离开家乡不久，思乡情结很深，回乡看望爹娘的愿望也最迫切。

1971年春天，我从汽车七十六团二营六连调到团部开小车不久，我回乡探亲的申请得到了组织批准。我喜出望外，兴奋不已，高高兴兴买上火车票，匆匆忙忙踏上了回乡探亲的征程。

我坐上火车，咣当咣当地晃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陕西西部新兴城市宝鸡。我从宝鸡火车站下车，转乘宝鸡到西安的慢车，两个小时后到了绛帐火车站。

在陇海线上，绛帐火车站是个名不见经传、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小站，只停慢车，不停快车。

一到绛帐，一股浓浓的家乡氛围扑面而来，尽管没有人接我，可我觉得火车站说着一口家乡话的工作人员都是来接我的。

从绛帐火车站下车的人很少，我走出火车站，直接走进了长途汽车站，坐上了绛帐—法门的长途公共汽车，中午12点左右到了法门寺。

当兵之前，我曾在法门中学念过两年初中，今日重回故地，心情格外激动，对家乡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只是回家看望爹娘心切，我没敢在法门寺停留，也没有心思回学校看看，提上手提包就急急忙忙地往村子里赶。

从法门寺到刘家村还有十里路，这一段曲里拐弯的乡间小道不通公共汽车，只能靠两条腿往家走。我提着手提包，马不停蹄、风风火火地经过宝塔村、马家村、桥西村、庄白村，到刘家村已是下午一点多钟。

福录家住在我们村城门口东边靠北边，回家必须经过福录家。在福录家门口，我碰到了坐在门口看娃娃的六姨。我主动上前跟六姨打招呼。

“六姨，你好！”

“你是谁呀？”六姨没有认出我。

“我是三娃。”

“三娃？这才走了几年，个头就蹿了一头高，部队上给你吃啥好东西了，把你吃得白白胖胖，咋认不出你了！”

六姨的话完全属实。三年前当兵体检时，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五，体重八十斤，刚刚符合当兵条件。当兵三年，个头长到一米七，体重增加到一百多斤，变化的确很大，六姨没有认出我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