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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而深厚的足迹（第1页）

《五十年足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大事记》（1938—1988）（以下简称《足迹》）由任国保编撰，出版至今已经13年了。多年来受到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赏，社会反响强烈。

《足迹》不只是记述戏曲艺术，亦记述了政治的、人文的、哲理的，还有艺术美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当然书中亦不乏逸闻趣事。它们交相辉映，翔实地记录了中国戏曲红色第一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50年的历史足迹。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云际会，一路走来，终成最高“秦腔学府”，让世人瞩目。

通过薄薄的纸页，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有两点让人感受深刻：一是资料厚重扎实；二是剧院50年来风云激荡，铿锵辉煌。先辈们跣足拓荒，筚路蓝缕。后来者不辱使命，奋起拓展，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其人其事，如历历在目。

该书颇具特色，它不像有些“大事年记”干巴巴的，一道汤，索然无味。这本书一路读来盎然有趣，有许多“爆料”，让人流连，翻阅再三。有的地方还让人细品慢嚼，反复体味，不愿释卷。例如柯仲平在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会上发言说，剧团在边区很受欢迎，群众用鸡蛋、核桃、枣招待剧团演员。人们要看戏，就顺着路上的鸡蛋皮去找；毛主席插话说，老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再如，演《穷人恨》恶霸地主胡万富的演员因演得逼真，观众情绪失控跳上舞台追打演员。还有彭德怀冒雨看《血泪仇》等等。让人读来兴味盎然，忍俊不禁，掩卷深思。

这里我们暂不说这本书的人文、哲思、历史性价值，仅就它的政治意义举一个事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如何成立的？这件事可能被漫长的岁月湮没，淡出了许多人的记忆。那还是1938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看演出秦腔《五典坡》等戏时群众情绪很高涨，当场对边区文协柯仲平说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翌日柯仲平就张罗组织新剧团，遂于7月4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之后，毛主席还给了300块大洋。如此殊荣，哪个剧团能有？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当说，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读罢“足迹”，有两个关键字一直撞击着笔者的心灵，一是“足迹”是“骂”出来的；二是“足迹”是“求”出来的。编这本书确实不容易。当年马健翎院长对任国保说：“会议决定让你写研究院大事记。”任国保回答说：“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敢写，也写不了。”马健翎严肃地说：“你这人真是‘杨成的马’拉不上阵，能写也得写，不能写也得写，完不成任务你看着办！”

任国保为什么不敢接受任务？主要是对剧团开始的情况不了解。

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几年的战争岁月，人员变动大，资料流失严重。其间剧团还分成两个演出队，各自独立活动，联系困难。后来自己又被调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文工团。上述情况都给写作带来极大困难。

回到家里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任国保想，马院长的话就是命令，再难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任国保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干任何事情都十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想，写大事记就是写历史，写研究院从开始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能有一点马虎，张冠李戴，时序颠倒。更不能随意加减虚构，像写小说那样可不行，一定要忠于历史，绝不能出现错误。其中还有条目、体例、规格等问题。为了写好“大事记”，他购买了数十种有关书籍，学习参考，充实自己。如《史记》《汉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等。反复学习，思考，写笔记，做好投入工作的准备。

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到处查阅资料，找人了解情况，当场记录，然后归类整理，进行文字修改。有的材料需要顺藤摸瓜，扩大线索，不断深挖细掘。有些人和事，特别是时间，往往混淆不清，出现错误，常常要反复查证核实。有些人需要多次去请教询问，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说明实情，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难为情面，但被访者却很有耐心。但有的人却不是这样，脸色难看，再三推诿，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不知道。有些单位门卫还不让进。有的资料员说，时间久远，无法查找。为了把事情搞得更好，把资料写得细致扎实，只得三番五次地去找，求爷爷告奶奶地赔着笑脸相求。有一则资料，需去问本单位一个人，去了多次，他虽然答应了，却迟迟不见动静。因为急着要用，又去找。这个人正在打麻将，便很不耐烦地说：这事算是个×事情，还这么认真的，你都不嫌乏味？事情过后，任老师说，当时当着众多人的面，我作为年近七旬的人真是无地自容，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卑微。静下心想了想，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只得忍气吞声。

下面再说“求”。当任国保将书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已是1989年冬天，他历时28年！在高兴之后，他茫然了。书稿如何推出付梓出版，却难住了。在当时要出书，资金艰难，资金来源如同一只拦路虎盘踞在前面。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囊中羞涩，毫无经济能力。”为了研究院的事业，为了实现马健翎老院长的遗愿，自己只有厚着老脸，硬着头皮去“乞求”了。

时年已近八旬的任国保，抱着一包书稿走进研究院办公室，一个负责人在座。他说明来意后，这人不屑一顾地说：这都啥年代了，你还把这些陈年旧货拿出来，能干啥嘛！头也不抬地把书稿推了回去，置之不理。有一次，他抱着书稿去找一个副院长，这个副院长翻了翻说：“你要写就写大事情、大人物，这些琐碎的事情谁还看？”

之后，任国保还多次找过本单位的相关人，他们均不感兴趣，态度冷漠，以各种借口推辞。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外界，便背着沉重的书稿，不停地寻找有关单位和人士，企望得到社会的赞助。可是，日复一日，得到的安慰语却是“心有余而力不从”。难啊！此时的任国保已是碰得鼻青脸肿，满脸灰土，情绪低落，感到走投无望了。

古人云：乱世藏金，盛世修史。记述过去的历史，功垂千秋。司马迁一部《史记》，被誉为“史圣”，鲁迅称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是一面镜子，知兴替，明得失。对于后来者，记住历史，记住经验教训，才能继往开来，创造更大的辉煌。忘记过去，就是罪孽。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来了。

著名作家陈彦就任省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慧眼识珠，十分重视，紧紧抓住书稿不放。不仅欣然作序，还毅然筹资出书。这是何等的快人幸事，真是喜降甘露，令人拍手相庆！

2005年12月，《足迹》终于出版了！当任国保手捧书册时，情绪激动，心情复杂。此时他已是81岁的耄耋老人了。

每每当我打开《足迹》时，透过纸背，总有两个字在眼前闪烁，就是“执着”二字。这部书，从下笔到付梓，全是“执着”二字在支撑着任国保。他多次说过，这不是个人的事，是关乎研究院的大事。如果完不成任务，良心上过不去。对不住研究院，也对不住马健翎老院长。一个人如果在事业上，常怀执着之心，就无私无畏，什么困难、什么面子都置于脑后，一心想的是如何把事情办成。他曾经戎马倥偬，如今已是95岁高龄，却仍然思维清晰，对研究院很关心，并且经常参加一些活动。一直以来，始终以一名战士的作风要求自己。他说：干事情就是要有一点血性，要有执着精神。“执着”就是“血性”，就是敢于向困难冲刺。这是何等的铮铮挚言！

今年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建院80周年。谨以此文，祝任国保老先生安度“白寿”，再闯世纪！

2018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