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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的价值在于现代戏（第1页）

现代戏在戏曲艺术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在戏曲舞台上堪称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从她的前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至今，已经编演了200多出现代戏，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这些现代戏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足迹，描绘出生活的多姿多彩，反映出社会的巨变，为革命和建设谱写了一曲曲光辉篇章，如《血泪仇》《梁秋燕》《漂来的媳妇》《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等等，其中有的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或书信鼓励，有的荣获全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有的获得省级会演的金牌，还有的戏演出后产生了“梅花奖”演员，有的戏演出后产生轰动效应，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大学生等青年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反响。

从民众剧团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整整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艺术家们始终将国家命运、民族兴亡、社会巨变、历史兴衰与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置身于火热的生活之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寻求生活的真谛，为人民群众鼓与呼，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出一幕幕社会生活的缩影。

延安时期，以马健翎为代表的民众剧团艺术家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神圣使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拿起笔作刀枪，以戏剧舞台为阵地，为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创作、演出了大量的革命现代戏。其中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丑恶本质的《抓破脸》，有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特别是《保卫和平》《血泪仇》《穷人恨》等大型现代戏上演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成为发动群众、鼓舞战士、教育新兵的“活教材”“政治课”。

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为宣传婚姻法、粮食购销等国家政策方针，创作出了《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雪》《两颗铃》等现代戏，尤其是《梁秋燕》，生动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妇女争取翻身解放的感人故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社会上流传着“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赞语。梅兰芳先生也撰文称：“《梁秋燕》是陕西戏曲现代戏的一出好戏……剧作者和演员们的表演，都有着坚实的生活依据。”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研究院用最强大的艺术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创作、演出了现代戏《雷锋》，颂扬英雄人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复苏。艺术家们精神振奋，豪情满怀，挥戈上阵，冲进文艺复兴的改革大洪流。歌德说：“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研究院人正是在这种历史赋予的热情中，编演了《爱与恨》《兄弟姐妹》《邵小利》等，尤其是《杏花村》《酒醉杏花村》姊妹篇，作者以其敏锐的触角、独到的笔锋捅向现实生活，展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山乡巨变。《杏花村》还被拍摄成戏曲艺术影片。随着形势的发展，艺术家手中的锹也在向更深层次掘进，陆续创作了《漂来的媳妇》《二虎守长安》《九岩风》《留下真情》《臂塔圆舞曲》《迟开的玫瑰》《好年好月》等戏。其中许多戏，把改革的前沿阵地，农村的现实进一步向纵深演透。艺术家们就是这样肩负着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使命，随着时代脉搏的律动，向前迈着坚实的脚步。

当然，艺术上的成功，不是简单的说教，更不是机械的政治传声，而是在于艺术家们对生活深入细致地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向生活提出问题，从生活里汲取力量。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之树只有将根深深扎进生活的土壤，才能根深叶茂。马健翎说：“坚持从生活出发，不写世上没有的人和事；注重真情实感，不写不受感动的人和事。”黄俊耀创作《梁秋燕》，不只是农村民主革命生活对他的感召，同时也是自己亲人在婚姻上的痛苦遭遇引发的激愤。艺术家们正是饱含着生活的激情，抒发着胸中的块垒，对旧事物强烈地控诉，对新社会尽情地赞颂。

排《血泪仇》时，剧团多次组织演职员深入延安南区——当时外来的难民驻地，去访贫问苦，体验和感受真实的生活，同时捕捉寻找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和影子。为了演好《十二把镰刀》，马健翎一连几天待在铁匠铺里看打铁，随后又领着演员来实地观察，学习实际操作，使他们不仅熟悉了打镰刀的全部过程，而且找到了打铁的那种真实的感觉。

进入大城市后，研究院仍将深入基层作为演职员的必修课，20世纪50年代，全院有80%的人员下乡参加了民主改革、合作化等运动。

除了面上的体验生活外，还建立了固定的生活基地，有的剧作者采取“兼职”“挂职”深入生活，长期扎根基层。不只到农村，还经常到工厂、部队、服务行业去蹲点，开阔生活视野。直到今天，这种好作风在研究院仍然保留着。

在扎实的生活基础上，还有一个舞台如何再现艺术、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这是众多艺术家们很早就注意到的重要课题。20世纪40年代，一些剧团演的“时装戏”，很多都生搬硬套传统戏的表演程式，如饰演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宁次，就是黑大花脸、黑蟒靠；国民党军官则是白蟒靠、白银枪的薛仁贵的扮相，上场报家门、念对子。民众剧团最初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排秦腔《那台刘》、眉户《桃花村》时，都有过套用传统程式的现象，或者就走向另一个极端，生活里咋样干，舞台上就咋样做，纯粹的自然主义做法。当然这只是一段很短暂的弯路。随后他们积极追求内容尽可能与艺术形式完美结合。艺术家们认识到对于自成体系的传统程式必须变革，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便认真学习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大写意性、虚与实的关系、情与理的隐喻，探索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生活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是生活的再现，艺术比生活更高更夸张。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艺术家们的艺术表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血泪仇·龙王庙》一场，狗娃哭天喊地、撕心裂肺地刨着他妈和姥姥坟墓的大幅度动作，王仁厚极度悲恸中夸张的双手颤抖和虚拟的表演动作，都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最精彩的应是《十二把镰刀》那种和谐的节奏，打铁特有的韵律，数镰刀那夸张风趣而精彩的唱段，都是特定情景下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

新时期以来，研究院的现代戏在内容与形式的表现上更趋于完善。在表现矛盾冲突的同时，更深层次地强调人物个性的伸延，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冲撞，展示心理状态的起伏。艺术表现上，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和转换，采用类似于影视的意识流等手法，充分运用虚实结合、情景交融，多元化、多侧面地揭示人的本质内核。这种“擦肩而过不相干（两人的情绪与环境的离间），远在千里可言欢（空间转换跳跃）”手法的运用，被称为新的艺术“三一律”。如《迟开的玫瑰》的演出，充分地展示了这一富有新意的戏曲化手法。其中的“电话舞”，通过小小舞台，显现出天涯咫尺的空间效果，把远隔重洋的姐妹四人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此外，在创作方法上也有较大的突破，由过去的“线体”结构发展为现在的“散点”结构。这种手法使作品的包容量大、挖掘深，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地反映生活，给观众以充分的享受。

上述做法在研究院艺术史上堪称是一大进步，是有益的尝试，无疑又将研究院的现代戏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院人又深知，要持续地在艺术上攀登新的高峰，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其中还包括思想政治水平和审美能力，所谓“功夫在戏外”。戏曲演员由于多种原因，大部分人文化水平较低，凭借自身天赋的优越往往只能应付于一时，而真正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却缺乏后劲，因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身艺术水平，以及研究院整体水平的提高。演职员在掌握了一定的基础专能后，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更上层楼，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共识。为此，在延安时期，剧团就请柳青、丁玲、刘白羽等人担任文化教员，进城后经常举办学习班、读书会，大力提倡演职人员学文化、写心得和日记，并聘请专家来院内讲学，如曾请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讲授戏曲表演艺术，请西北大学傅庚生教授讲唐诗，请著名作家陈忠实讲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请理论家陈幼韩讲戏曲美学。正是由于坚持向传统、向生活、向文化知识吸收营养，研究院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生活向传统注入活力，艺术受到文化知识的点化，焕发了青春，文化又反过来与生活、传统交织在一起，三者互相交融，相得益彰。

“研究院的价值在于现代戏”，这是马健翎曾经多次强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院人无愧于使命。近年来，研究院在文化部以及省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院上下按照院部的正确决策和生产精品的要求，狠抓剧目创作，确立“多中选优，优中选精”的创作指导思想，建立一支由院内外剧作者组成的编剧队伍，选出最好的剧本，并在二度创作上下功夫，请最高水平的导演以及舞美灯光设计，使研究现代戏曲的总体水准得到进一步升华。

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相信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会以改革开放的胸怀、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把戏曲现代戏推向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