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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高拱 一位争议中的社稷名臣(第2页)

安国亨得知是来审理而非征伐,放下戒心,亲自出面听审,最终同意了五项处理方案,并愿意缴纳罚款以赎罪。安智在阮文中的调解下,也接受了处理结果,最终双方和解,避免了一场潜在的边疆战争。

冯梦龙在评述此事时,高度赞扬了高拱的智慧与公正,认为若非高拱的主持,事态很可能升级,即使取胜也将付出巨大代价。他感叹,回顾历史,前车之鉴应成为后事之师,高拱的智慧与远见,至今仍值得世人深思。

六、专横招议

高拱在隆庆年间政绩斐然,以其才略与魄力推动了一系列内政与边防改革,但与此同时,他专横跋扈的个性也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大阴影。高拱性格急躁,难以容忍异见,一旦有人触怒他,便会立即爆发,其严厉的态度与言语常常使人畏惧,这种性格特质导致了他与同僚间的紧张关系,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在内阁内部,高拱与多位同僚产生了严重冲突。隆庆四年(1570年),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的小摩擦,加之目睹高拱在内阁中的强势地位,自感难以为继,选择了主动离职。不久后,掌都察院的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在考核科道官员时夹带私情,上疏请求停止,高拱对此不满,唆使门生韩楫弹劾赵贞吉,最终迫使赵贞吉离职。随后,李春芳亦因感受到高拱的威胁,多次请求辞职,最终在隆庆五年(1571年)选择归乡。

高拱在李春芳离职后接任首辅,其专横作风更加明显。殷士儋入阁辅政,但因其在裕府时未依附高拱,迟迟未获提拔,后通过太监陈洪的支持入阁,高拱对此不满。一系列误会与矛盾升级后,殷士儋与高拱在内阁中公开冲突,最终殷士儋也被迫离开内阁。至此,除了张居正,旧辅几乎都被高拱排挤出去。

高拱不仅对阁僚施压,还对曾经的政敌徐阶及其党羽进行了清算。他先是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任南京,不久后又逼迫海瑞告病归家。高拱还撤销了徐阶任期内的多项政策,包括对先朝受冤官员的平反与抚恤。在刑部、大理寺的例审中,高拱试图干预王金一案,最终以减轻刑罚结束。此外,他对徐阶的下属也采取了报复措施,如故意拖延他们的晋升,甚至将其贬至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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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阶本人,高拱更是展开了持久的攻击。他上疏揭露徐阶在家乡的不当行为,指责其纵容子弟横行乡里,大肆敛财。高拱还唆使言官不断追论徐阶,最终导致徐阶的三个儿子被捕,财产被没收。面对徐阶的求饶,高拱起初态度强硬,但在张居正、李春芳等人的劝说下,最终决定给予徐阶宽大处理,释放其子并归还部分土地。这一举动表面上是为了安抚苏松乡绅,实际上也反映出高拱在权力斗争中对形势的灵活应对。

七、逐归乡间

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被晋封为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的专横跋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拱的门生韩楫、程文等人日夜在其门下奔走,滥用职权,人们对此普遍反感。高拱本人的清廉形象也开始受损,他开始抱怨生活拮据,暗示门生下属进献财物,这种行为逐渐引起了朝野的非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讽刺时政,高拱怒而召见,将其贬往宁夏;尚宝卿刘奋庸和给事中曹大野也先后上疏弹劾高拱,指控他擅权报复、排斥异己、超拔亲信等罪状,但均未得到穆宗的采纳,两人最终被贬黜。

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从最初的相互欣赏与合作,逐渐转变为竞争与对立。世宗去世当日,徐阶仅召张居正共同起草遗诏,未通知高拱,这一举动埋下了高、张二人矛盾的种子。随着高拱在内阁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张居正开始采取自我保护策略,避免直接卷入高拱与其他阁僚的冲突。张居正心中对于长期屈居高拱之下显然感到不甘,他暗中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盟,意图借助内廷力量扳倒高拱。

穆宗病危之际,高拱、张居正及高仪等受召入内接受顾命,穆宗临终前紧握高拱之手,托付国事。然而,遗诏的分配引起了高拱的猜疑,他认为其中关于与冯保商议国事的部分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伪造的。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信任裂痕进一步扩大。

穆宗驾崩后,神宗即位,年幼的皇帝使得冯保依靠李太后的宠信掌握了实权。高拱试图削弱冯保的权力,上疏请求限制司礼监的职权,但这一行动未能得到张居正的支持。相反,张居正将高拱的计划透露给了冯保,冯保借此机会向太后与神宗散布谣言,声称高拱欲废黜年幼的神宗,迎立周王,自己则封国公。这些谣言在后宫引起了恐慌,最终太后与神宗决定驱逐高拱。

六月十六日的早朝,高拱被召至会极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责与罢黜,高拱震惊至极,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几乎无法站立。张居正从旁将他扶起,但无力改变其被逐的命运。次日清晨,高拱乘坐简陋的柴车离开京城,结束了他在朝廷的辉煌生涯,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归乡之路。

八、黯然辞世

高拱被逐出朝廷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新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脱下官服,换上平民的服装,沉默寡言,不再过问国事,将自己封闭在家中,专心致志地着书立说,完成了八十余卷的着作。然而,冯保并未就此放过高拱,制造了所谓的“王大臣事件”,意图彻底摧毁高拱。幸好,有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人的力挺,加之张居正私下写信安慰,高拱才得以幸免于难。但这一连串的打击,让高拱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因回故乡江陵葬父,特意绕道探访了高拱。两位曾经的政治对手在高拱的家中重逢,彼此泪流满面,共同回忆往昔,表达了对过往恩怨的感慨与释怀。

万历六年(1578年),高拱在新郑的家中辞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张氏向朝廷请求给予抚恤。尽管神宗在万历七年(1579年)追赠高拱恢复了原官,但只给予了半葬的礼遇,且未派遣官员祭奠,显示出朝廷对高拱的评价仍有保留。

高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份名为《病榻遗言》的文献,详细记录了张居正与冯保合谋夺取首辅之位的过程,对张居正的品格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份遗言在张居正去世后被刊刻出版,在北京广泛流传,加剧了神宗对张居正的清算情绪。

万历三十年(1602年),鉴于高拱在俺答封贡一事上的贡献,神宗下诏追赠高拱为太师,并赐谥号“文襄”,同时荫封其子高务观为尚宝司司丞。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朝廷进一步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彰显了对其政治功绩的认可。

结语

高拱的一生,是明朝中期政治变革的缩影,也是个性与政绩相互交织的复杂案例。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无论是作为政治改革的先驱,还是作为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高拱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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