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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李侍尧 从显赫家世到封疆大吏（第1页）

一、总督两广

李侍尧作为清朝乾隆年间的重要官员，其仕途从家世背景开始就注定了不同凡响。他是二等伯李永芳的四世孙，父亲李元亮曾任户部尚书，并在去世后被追赠“勤恪”的谥号。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为李侍尧的仕途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乾隆初年，李侍尧凭借荫生的身份被授予印务章京一职，很快便得到了乾隆帝的赏识。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李侍尧调任热河副都统，这标志着他在官场上的进一步跃升。短短三年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不久后又转任户部侍郎，并暂代广州将军一职。在广州任职期间，李侍尧积极履行职责，不仅弹劾前任广州将军锡特库在马政管理上的失职行为，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调整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的兵额配置，显示出其卓越的管理才能。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侍尧被委以两广总督的重任。上任伊始，他就敏锐地察觉到粮食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并向乾隆帝上书指出，在广东各地购粮补库的过程中，虽然粮食分为上、中、下三等，但地方官员却一律以上等价格申报。对此，李侍尧建议根据不同用途合理定价，这一提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并要求全国各省份参照执行，以整治相关弊端。

此外，李侍尧还注意到了货币铸造方面的问题，请求禁止在广东铸造钱币时混入旧币，并建议整合吴三桂时期设立的钱局。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行政效率，得到了广泛支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侍尧正式成为两广总督。此时，广东作为国际商贸的重要枢纽，面临着诸多管理上的挑战。李侍尧向乾隆帝提出，加强对外国船只的管控，要求它们按时离港，禁止非法交易和借贷，并严格限制雇佣本地劳工。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李侍尧继续推动海关管理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多项不合理收费，并将其统一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处理广西地区的民族纠纷，与广西巡抚鄂宝在处理贵县僮族民众事件上产生了分歧。

二、官场沉浮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李侍尧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在这一职位上，他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治理能力。到任后不久，他便发现湖广地区盐价过高，商人普遍抬高盐价，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为此，李侍尧上书朝廷，请求平抑盐价，确保民生。清廷随即命令两淮盐政使高恒前往湖广与李侍尧商议解决办法。经过讨论，李侍尧提出按照淮商的成本加上适度利润来确定盐价，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盐价问题，同时也展示了李侍尧关注民生疾苦的一面。

不久之后，李侍尧因政绩突出，被加封为太子太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和政绩的认可，也是对他未来可能承担更大责任的一种暗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侍尧再次被调任为两广总督。然而，这次任期并不顺利。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因贪污被查处，清廷命令李侍尧依法对其进行处置。但由于李侍尧曾举荐李星垣，他在处理此案时显得不够严厉，导致乾隆帝不满，并认为他有包庇之嫌。结果，李侍尧因此受到了降职处分，并被调回京城暂时管理工部事务。

这次事件不仅反映了李侍尧在官场上的艰难处境，也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尽管如此，李侍尧并没有因此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调任为刑部尚书，继续在中央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尧再度回到两广总督的岗位，并承袭了二等昭信伯的爵位。

三、用兵西南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朝军队开始对缅甸用兵。为了增强周边国家的支持，清廷命令李侍尧向暹罗（今泰国）传达檄文。当时暹罗正处于动荡之中，由甘恩敕控制。李侍尧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直接向暹罗传递檄文，而是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手段，私下里向暹罗各部落首领传达信息，要求他们秘密侦查缅甸的军情，并鼓励他们进入缅甸捉拿缅王。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乾隆帝的认可，李侍尧的行动也因此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丰顺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叫朱阿姜的乱民头目，他密谋发动叛乱。李侍尧得知情况后，立即派遣人员前去抓捕，及时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动乱。这一行动展示了李侍尧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果断和高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李侍尧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高位，但仍留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这一年，安南（今越南）发生了内乱，清廷命令广西的镇守和道员加强防御，以防内乱波及清朝边境。李侍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确保了边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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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1775年），广东地区出现多起民众结党起事的情况，兵部对此展开调查，并追究武官的失职责任。李侍尧认为，如果过度追究武官的责任，可能会导致他们畏首畏尾，反而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他上奏乾隆帝，建议慎重处理武官的责任问题，以免造成更大的隐患。乾隆帝认同了李侍尧的观点，并下诏嘉奖他的忠心和办事能力。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侍尧被任命为云贵总督，负责处理与缅甸相关的事务。他在处理“缅甸遣越州民入关为谍案”时表现出色，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赞赏。这一时期，李侍尧的仕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缅甸再次派遣腾越州的民众潜入清朝境内从事间谍活动，李侍尧迅速采取行动，将间谍抓获并送往京城。随后，他建议在永昌和普洱等地增派兵力，加强边境防御。虽然乾隆帝最初对此表示怀疑，但在李侍尧坚持下，最终同意了在杉木陇设立大汛，并调派腾越的士兵五百人前往驻守。同时，在千崖设立小汛，调派南甸的士兵二百人驻守，并分兵把守虎踞、铜壁等重要关卡。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粮储道海宁向朝廷举报李侍尧贪纵营私。乾隆帝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李侍尧承认了自己确实存在贿赂下属的行为。乾隆帝对此极为愤怒，下令将李侍尧逮捕回京，并夺去了他的官职。和珅等人上奏建议判处李侍尧斩监候，并剥夺其爵位，改授给其弟李奉尧。随后，大学士九卿商议后，建议改为斩立决。乾隆帝出于宽恕之心，再次下旨要求各部门商议。最终，李侍尧被改为斩监侯。

四、平定回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乾隆帝派遣大学士阿桂前往甘肃视察，并特旨授予李侍尧三品顶戴和孔雀翎，命其前往甘肃管理军事。当时，甘肃冒赈案暴露，总督勒尔谨因此被治罪，乾隆帝任命李侍尧代理总督职务，负责平息此次起义。

李侍尧到任后，迅速投入到了平定起义的工作中。他不仅在军事上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还在行政管理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李侍尧上奏朝廷，请求允许从现任总督以下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中扣除部分款项，用于弥补皋兰等州、县所欠的钱粮。乾隆帝考虑到实际情况，最终决定豁免这笔债务。此外，李侍尧还请求豁免当地民众拖欠的三十万两税银，以减轻百姓负担，稳定民心。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他也因此被加封为太子太保衔，并获得现任品级顶戴。

然而，就在李侍尧似乎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之际，新的危机又出现了。乾隆帝多次命令李侍尧秘密查看新教的回民，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苏四十三起义的事件。不久之后，田五等人再次发起起义，李侍尧与固原提督刚塔联手逮捕了田五。然而，田五的党羽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很快又组织力量攻打靖远。当时，李侍尧驻扎在靖远，命令刚塔率军前去镇压，但叛乱持续了很长时间仍未平息。

鉴于此，乾隆帝派遣大学士阿桂和尚书福康安前往甘肃，亲自指挥平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渭城失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叛军占领了石峰堡。乾隆帝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李侍尧在处理此次事件中表现出了渎职和怯懦的行为，于是将其官职剥夺，但仍令其在军中效力督饷。

不久之后，李侍尧又督兵前往伏羌。然而，福康安到达军中后，揭发了李侍尧在处理军事事务中的玩忽职守行为。李侍尧因此被逮捕并送往热河行宫接受审查。诸王大臣按律治罪，拟判其斩立决，但乾隆帝最终改判为斩监候。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下旨将李侍尧释放，并安排他暂时担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和户部尚书的职务。

五、晚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湖北江陵的民众向朝廷上诉，指控知县孔毓檀在赈灾过程中贪赃枉法。清廷命令李侍尧前往调查处理。经过仔细查验后，李侍尧上奏朝廷称，孔毓檀并未贪赃，只是在救灾过程中行动迟缓。基于此，清廷决定不再追究孔毓檀的贪赃之责，而李侍尧则因此事被任命为湖广总督。

不久之后，李侍尧正式被授予湖广总督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地方治理上的又一次重要任命，显示了朝廷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同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清廷迅速调派李侍尧为闽浙总督，驻守蚶江。面对台湾局势的紧张，李侍尧意识到需要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叛乱。他评估了当时的兵力，认为前闽浙总督常青率领的军队数量不足，于是调集了广东和浙江的兵马支援台湾前线。同时，为了防止叛军抢夺粮草和武器，李侍尧调派船只分别驻守在鹿耳门和鹿仔港进行防御。这一系列部署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评价，称赞他调度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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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叛乱持续未能平息，乾隆帝对常青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并决定派遣福康安为将军赴台指挥作战。李侍尧担心常青提前泄露朝廷的指令，可能会引起军心动摇，因此秘密寄发了旨意，并上书请求宽恕他擅自行事之罪。乾隆帝对此非常满意，认为李侍尧的做法“深合机宜，得大臣体”，并赐予他双眼孔雀翎以示褒奖。

然而，在处理台湾事务过程中，李侍尧也遭遇了一些挫折。福康安弹劾提督柴大纪，乾隆帝因此责备李侍尧有徇私枉法之嫌。面对这种情况，李侍尧并未回避责任，而是选择了积极应对。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他也上奏弹劾柴大纪的贪赃行为，并主动请求治罪。乾隆帝最终宽恕了他，并在台湾平定后，命他继续袭任伯爵。

台湾平定后，清廷在台湾建立了福康安等人的生祠，以表彰他们在平叛中的贡献。李侍尧被排在福康安、海兰察之后，体现了朝廷对其功绩的高度认可。乾隆帝再次下令将其画像悬挂于紫光阁，位列前二十功臣之一。

然而，李侍尧的生命并没有随着台湾的平定而延续太久。同年十月，他因病逝世，朝廷赐予他“恭毅”的谥号，以此表彰他一生的忠诚与贡献。

结语

李侍尧的故事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画卷，它见证了清朝盛世背后的权力斗争、外交博弈以及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李侍尧以其独特的经历和贡献，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他在外交领域的贡献，还是其在内政管理方面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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