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雍正帝的政敌、康熙帝第九子允禟被安排随从年羹尧出征,表面上是为了让军中有皇子坐镇,实际上是希望年羹尧能够监视允禟。然而,年羹尧在康熙朝与允禟有过交情,并未认真履行监视职责,也没有罗织允禟的罪名,这让雍正帝颇为不满。
年羹尧自身的一些行为也逐渐引发了雍正帝的不满。他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并且喜欢接受奉承,不能拒绝贿赂,这导致他荐举官员时过于泛滥,甚至出现了因受贿而推荐的情况。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形象,也逐渐加剧了他与雍正帝之间的嫌隙。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年羹尧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求交出兵权,希望能调回京城。面对年羹尧的请求,雍正帝一方面表达了对年羹尧健康的关心,提供了药物和疗养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年羹尧能够继续留在西北,以防外界对君臣关系产生猜疑。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继续留任可以成为一个“千古奇榜样”,以此来展示君臣和睦。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请训,汇报西北的情况。这是他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年羹尧此次进京,雍正帝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意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的仪注未能满足雍正帝的要求,结果被降级处理。
年羹尧进京时,沿途的铺面被要求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等地方官员跪地迎送。当他从广宁门(广安门)进入京城时,王公大臣们跪接于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即便王公们下马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点头回应。这种行为显示出年羹尧的傲慢与不羁,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不符。
在京城期间,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以及金币等物品。此外,雍正帝还让年羹尧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称赞年羹尧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且性格直率,不徇私情,有考察年羹尧是否适合担任中枢大臣的意图。
然而,年羹尧长期在外任职,对于京中复杂的官场规则和礼仪并不熟悉。他在京中的行为举止过于张扬,不仅让同僚反感,还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年羹尧在与雍正帝会面时,甚至在御前“箕坐”,这种随意的姿态被认为是不尊重的表现。尽管如此,雍正帝依然给予了宽容。
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京中招揽势力,四处插手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和功绩。他的家仆魏之耀也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有一次,年羹尧拜访怡亲王府后,对直隶巡抚李维钧评论王府内部布置简陋,显得矫情违意。这些言行透露出年羹尧对权势的渴望和对同僚的轻视。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并未直接表达出来。在一次公开的上谕中,雍正帝谈到“为君难、为臣不易”,表面上是在谈论君臣之道,实际上是在暗中敲打年羹尧。然而,年羹尧并未从中领悟到雍正帝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谢罪或请辞的举动。
十二月,年羹尧回到了西安。据说在这次进京期间,雍正帝的一位亲信(可能是禅僧文觉)曾建议扣留年羹尧,但雍正帝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尽管如此,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产生了戒心,并逐渐萌生了除掉他的念头。
五、获罪赐死
年羹尧离京时,雍正帝虽然赐予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以表彰他在平定青海和其他少数民族叛乱中的功绩,但同时也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提醒他“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这一警告意味着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的行为感到不满,并对其未来的作为提出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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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雍正帝开始在与封疆重臣们的密折批示中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暗示相关大臣应及时表态,甚至揭发年羹尧的罪过与劣迹。这些大臣包括湖广总督杨宗仁、河道总督齐苏勒、直隶总督李维钧、安徽巡抚李成龙等。从雍正三年(1725年)初开始,雍正帝公开批评年羹尧,并通过几个具体事件进一步削弱他的威信。
首先是在金南瑛事件中,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金南瑛,但雍正帝认为这是“妄参”,因为金南瑛曾是怡亲王保举的官员,而年羹尧被指为幕后主使,遭到点名批评,并被交由吏部议处。
紧接着,在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纷纷上表称贺。雍正帝特意查看了年羹尧的贺表,发现他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帝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年羹尧故意为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不敬之意。
为了进一步孤立年羹尧,雍正帝开始拉拢那些曾与年羹尧关系密切的大臣,如史贻直、伊都立以及年羹尧的政敌四川巡抚蔡珽等人。尤其重要的是,雍正帝拉拢了年羹尧的主要部将岳钟琪,甚至谎称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的,从而挑拨年、岳二人之间的关系。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免去了年羹尧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的职务,调任他为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年羹尧试图通过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雍正帝不为所动,并借机讽刺年羹尧,称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他前往杭州,验证是否属实。
在离陕之前,年羹尧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这些对话内容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帝。年羹尧在这些对话中流露出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岳钟琪则试图安抚他。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五月十七日,年羹尧离开西安,上了一道奏折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在仪征听旨。雍正帝并未批准,年羹尧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在此期间,内外官员对年羹尧的弹劾奏章如雪片般呈上,雍正帝多次要求年羹尧针对这些罪状作出回应,尽管年羹尧尽力为自己辩护,但已无法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七月初二日,年羹尧抵达杭州接任,但他仍然保持着大将军的气势,随从众多。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借口年羹尧的奏折中没有谢恩之语,罢免了他的杭州将军之职,贬为闲散章京,看守杭州东门庆春门。至此,年羹尧的权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从一等公一路降至闲散章京,最终在九月二十二日被革去全部官爵。
随着年羹尧与雍正帝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请求严惩年羹尧。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多次奏请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惩罚。面对这一压力,雍正帝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而是命令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官员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具题,表达对年案的态度。
在时机成熟后,雍正帝于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初五日正式批准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交由三法司问罪。然而,在此之前,即九月二十八日,散秩大臣拉锡就已经奉雍正帝密令抵达杭州,逮捕年羹尧及其家属。
当晚,拉锡等人派去的差役来到年羹尧看守的庆春门,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年羹尧,并欺骗他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山进香,已经到达杭州满城内的将军衙门,让他去见见使臣。年羹尧随之前往将军衙门,却被要求跪下听旨,拉锡随即宣读了收押他的圣旨,并将年羹尧锁拿。随后,年羹尧的家产被连夜抄没,其妻妾子女及家奴等人也被逮捕。
在被捕过程中,年羹尧表现得十分镇定,多次强调自己的清白,并安慰自己的儿子们不要害怕。他还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押解至京城,关入刑部大牢。十一月二十三日,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病逝。十二月十一日(1726年1月13日),即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上奏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其中,重罪包括与静一道人、邹鲁等人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此外,还包括乱穿衣服、滥用龙纹、排斥异己、贪污腐败、非法经营等各种罪状。同日,雍正帝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死刑,称九十二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然而,雍正帝念及年羹尧平定青海的功绩,最终决定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据说当时年羹尧迟迟不肯自尽,希望能再见雍正帝一面再死。面对这种情况,蔡珽厉声斥责,年羹尧才最终自尽。
除了年羹尧本人之外,他的父亲年遐龄和哥哥年希尧也被剥夺了官职,但免于治罪。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首,其余年满十五岁的儿子均被发配到云贵、广西等地戍边。年羹尧的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被斩首,其亲属被罚为披甲奴隶。然而,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考虑到年羹尧昔日平定青海的功绩,赦免了年羹尧的诸子,并将他们交由年遐龄管束。
结语
年羹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既是清朝初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历史上着名的权臣之一。他的崛起和陨落不仅反映了清朝早期皇权与臣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危险。尽管年羹尧在军事上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期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性结局。年羹尧的故事警示后人,无论地位多么显赫,都不能忘记谦逊与忠诚,否则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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