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举着他手里的护照,高声的喊着“德意志”,喊着“希特勒”。那些日本兵就会立马变得老实,有礼貌起来。
亦或者,这些日本兵也会骂上一句,就像老鼠一样逃窜。
为了保护这个国际安全区,拉贝和曼斯坦因决定,让一名德国的工程师过去看着点。
一旦有日本兵再来找麻烦,就让那名工程师用刚刚拉贝的办法,去驱散那些日本兵。
然后,随着国际安全区的名声越来越大,就有越来越多的难民往这边跑。
直到后来,国际安全区接纳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魏特琳他们当时预想的人数。
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陵女子大学,她们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甚至直接睡在室外的草坪上。
而魏特琳女士,就像是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
为了保证她们不会被随时跑过来的日本兵骚扰,魏特琳几乎24小时都待在学校里面。
除了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他们建立的安全区是在城内,在城外也有新建立的安全区。
其中最大的就是江南水泥厂难民所。这里主要是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难民,以及溃散的国府士兵。
江南水泥厂难民所的负责人是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
卡尔先生利用自已德国人的身份,负责和日本人交涉,而辛德贝格主要负责难民所内部的事情。
他们不光救助了三万多中国军民,还阻挠了日军想要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同时也帮助了栖霞寺建立的难民所。
其实,这两个人原本是受到中国厂家的邀请,前来出售他们公司的机电设备。
但是却遇到战争,于是他们两个主动要求留下来,承担了保护江南水泥厂的任务,并且建立了难民所。
这些外国来的传教士,教授,或者是商人,他们不光建立了难民所,救助了例如88师孙元良,邱清泉,廖耀湘在内的国府高级军官之外,也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首先,孙元良被魏特琳藏在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安全区内;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了金陵大学管理大楼的顶层密室;廖耀湘被卡尔藏在了江南水泥厂难民所馁。
负伤的飞行员王光汉被拉贝藏在了家中,并且这些人也都被他们秘密送出了城。
同时,贝德士以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新闻稿《南京一瞥》。
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偷偷拍摄了反映日军暴行的电影记录片,电影胶片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
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即送柯达公司冲印,复制了4套,成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实录影像。
在这些铁证前,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