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夏五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跨越万里长途之后,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这一路漫长而辛苦,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都是一种考验。
不过,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因此道阻且长,但他走得从容,行得放松,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
就像是沉下心来,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一路上,他考察着安西军政,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奋斗过的地方,也会停下脚步,追忆往昔,动情之时,甚至老泪纵横。
而从进入高昌道后,一直到关内,每到一大城,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行伍、士绅、商贾、百工召集在一起,听他为康国展开的“宣讲”。
过去,安西三国常有使者、官吏,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传播名声,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下面的牛马走,如何能与堂堂康王亲自开讲延请相比,明显更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
即便很多人,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安西三国,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明里暗里,黑的白的,可是煞费苦心。
当然作为康国的王,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人才安顿计划”。
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因此,刘晔所言所述,都是最实际的东西,重点就着眼于“利益”二字上。
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草场与特产,城市、人口及贸易,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
当然,类似的政策宣讲,此前康国的使者、专吏已经做过,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同时,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
只要是汉人,去了康国,官府会发钱、土地、耕牛、农具,甚至会分配仆从,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
至于有学识、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待遇就更加从优,同时,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
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牲畜、工具,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军事支出,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
当然,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先到先得,后来利短,这是必然的,因此,有志西进者,需要抓紧、从速,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
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
但是,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包括墨吏、退伍官兵、商贾、工匠等城市小民,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黑恶势力,却有极大的吸引力。
康国,是为他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有些事情,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何况,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只要是个人,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说不想的,要么他已经实现了,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一旦让他碰到了,再看看其嘴脸如何?
再退一万步,那些虚的都不提,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那就是,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经营。
玉石,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千百年来,在中国都备受推崇,围绕着玉石,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
尤其在太平时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不论什么阶级,只要薄有资产的,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做成配饰。
而在大汉帝国,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大爆发,社会财富大积累,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
这个市场的广阔,几乎是无限的,关键就在于,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而过去几十年,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
毫无疑问,是于阗!乌玉河、白玉河,两条河流,虽然不产黄金,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这一笔财富,几十年来确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外人根本插手不得,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能养兵、养民。
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如今,轮到康国掌握“玉石大盘”了,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将之分享出来,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
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
得悉其事后,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从容有度之外,对其苦心孤诣,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以吸引招揽远人,发展康居国的做法,也颇感唏嘘。
其所言所行,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康国要发展,要立足西域,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
作为帝王,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然而,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
不过,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人才行为,刘文济却没有设阻,这也导致,刘晔入京一行,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但效果是很明显的。并且,“康国民”的转化率也不高,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
同时,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因为刘晔姗姗来迟,而准备的欢迎仪式,就事论事即可,更多的,细想着来,实在没有必要,徒惹人非议罢了。
时隔十数载,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上一次,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需要指出一点,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
拿安西三国来讲,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至于刘旻、刘晔两兄弟,只是遣有身份、够资格的重臣为使,赶赴西京,代为致哀。
十多年的时间,有多少物是人非,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就不赘言了。不过,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当然,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
玩政治的往往心脏,但不意味着同情牌、感情牌不能打,这得看时间,分对象。康王刘晔,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是当今天子的皇叔,年纪既长,面对朝召令,不辞辛苦,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
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跨越冬、春、夏三季,其中仅季节的变化,就足够人受的了。就是正常的青壮年,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就更被替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
因此,可想而知,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总是让人戚戚然。
在广政殿中,政事堂里,当着皇帝、众宰、礼部、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当刘晔解开衣袍,裸出上身,露出那密密麻麻、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