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籍商人的总称,为中国古时三大商派之一。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想要在这里种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使得徽人离海颇近。
这给徽商建立了一个海商的基本条件。
于是外出经商,成了徽州最好的出路。
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陆成安虽然没有详细了解过徽商,但不至于连古时三大商派的一支代表性的海商都不知道。
而陆成安对徽商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明海贼王——王直,一个传奇商人和海上霸主。
在我国的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因为作为商人,王直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要求大明朝廷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
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王直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当然,这一点也有王直具备商人趋利的特点,海上贸易合法化,王直作为最大的海商,他的收益是少不了的。
为了表现出自己积极的态度,王直是主动配合当时的大明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
这些战斗中,王直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然而,王直的部下却不满足于此,不断引导倭寇袭击大明内地从中赚取灰色利益,随后王直无法彻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大明朝廷失去了对王直的信任,认为王直养寇自重,别有所图。
之后,胡宗宪用自己的人品信誉担保,极力劝降招安王直,承诺王直归降,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结果王直信以为真,回到大明以后,大明经历了一番朝堂斗争后,反悔了之前的条件,王直因此被捕下狱,秋后问斩。
当然这个是大明朝廷的主意,跟胡宗宪无关,但是胡宗宪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全然忘记了自己之前的许诺装起了哑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倭贡献上,也比较突出的胡宗宪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原因之一。
因为胡宗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员,他的黑历史太多,翻出来你会发现这个人简直离谱。
他有能力,但是趋炎附势,在朝堂对着政治对手落井下石,胡宗宪当东南总督之前的前任总督张经,就是被严党所诬告,有功不赏还被冤杀,最后张经立下的功劳,还算在了胡宗宪的头上。
作为当事人的胡宗宪冒领了张经的功劳,光是这一点,胡宗宪就是洗不干净的。
此外,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有“总督银山”之称,更是严党派系的重要人物。
但是呢,他偏偏在抗倭上的功绩也有,甚至胡宗宪有一部《筹海图编》,是研究明代海防和抗倭斗争的重要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书中第一次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诸多岛屿列入沿海防区,可以说,这部书说明了钓鱼岛在明代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了。
这是胡宗宪的重大功绩之一。
很典型的有能力但是人品有问题的官员,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颇有能力的贪官,所以基本上抗倭只会提到戚继光,而不会提到胡宗宪。
这海商,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圈。
整个东南地区的沿海贸易所牵扯甚至是创造出来的利益、仕途不知道把多少人的命运卷入其中。
而徽商,就是这关系链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晟王朝同样如此,徽商可不仅是资金充足那么简单。
现在最主要的两个产盐地区,两淮盐场和两浙盐场,都是给徽商带来了商机。
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在江苏扬州,另一个在浙江杭州,而徽州的地理位置距这两个地方较近,在运输上具有优势。
徽商拿银子买到了官家售卖食盐的渠道,在拥有盐引后,就能利用这两个盐场中的盐,售卖官府规定限量的食盐。
这占据了盐业的主要市场的,就是徽商。
由于距离海洋近,又跟中枢朝廷距离比较远,也出现了一批胆子大的徽商,他们那是铤而走险暗中弄私盐偷偷卖来牟取利益。
为什么会有徽商胆量那么大来找到陆成安。
陆成安想了想,原因无非是两种原因,一种是陆成安的背景问题。
他是南方人,他的父亲、叔父和家中的长辈因为某些事情争论不休愤而分家,分家过后,父亲和叔父住在一块儿,父亲死后以后,陆成安的叔父代为关照。
硬说的话,陆成安也是南方士族的人。
还有另外一种原因,那就是徽商想拿银子来打点官员,恐怕已经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徽商行贿,然后谋求庇护,估计是当地常有的事情。
毕竟对方一口价开出来六十万两的银子。
这个价格已经很夸张了,上次模拟,晋王找到岳父强势要婚后,正英帝给的嫁妆是两百万两银子。
一个皇室,一个地位颇高的皇室,她的嫁妆两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