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小说

清词 下（第1页）

蒋春霖

蒋春霖（1818～1868），近代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今属北京市）。幼随父蒋尊典，在荆门知州任所读书。父死后，家业中落，奉母归京师，屡试不中。咸丰二年（1852），署富安场盐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东台。咸丰十年，先后入乔松年、金安清幕。后又做过六、七年的小盐官。

蒋春霖早岁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以名其词集，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蒋春霖留下的文献证据，受到一些研究者怀疑。他重视词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楼词序》）所作词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来"等，多抒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恻抑郁。其咏时事之作，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闰生诸友》等，虽被誉为"倚声家老杜"，但内容大都抒写太平军扫荡江南时，士大夫流离之感以及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哀叹。

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所藏，合刻《补遗》1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诗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题为《水云楼剩稿》。

谭献

谭献（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举人。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清史稿·谭廷献传》）。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叙》）。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较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论，更趋具体。他称赞常州派兴，"而比兴渐盛"（《复堂日记》），极力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复堂词录序》），不应当视为“小道”；强调词要有“寄托”，自谓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选清人词为《箧中词》今集6卷，续集4卷，“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复堂日记》），并详著其流别；又曾评点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广箧中词》）

晚清四大词人

清末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晚清四词人”。王、郑、朱、况、文诸家词内容多涉及清末时事，寄兴深微，风格柔弱，继承了常州词派的传统。诸家论词，也主要崇尚常州词派的基本观点。所谓“沿常派之余波”，“未能别辟户庭，独树一帜”（龙榆生语）。朱孝臧称王鹏运“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真之深化。”赞扬他实现了周济的理论。王鹏运则称朱孝臧是六百年来独得梦窗（吴文英）神髓者。

王鹏运

王鹏运（约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向被尊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评王鹏运的词作，“导源碧山（王沂孙），复历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半塘定稿序》），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如〔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苍凉悲壮，饶有壮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王鹏运用了30年的时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

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别署上彊村民。归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工书法，宗颜褚，擅行楷。精词学，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一。朱孝臧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吴文英）”，可以乐“枵然其腹者”（《石遗室诗话》）。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方专力于词。所受鹏运影响指教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词中，颇有关系时事之作。如〔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赋落叶词见示感和》、〔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夜飞鹊〕《香港秋眺》等表现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晚年虽词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为遗老孤独索寞情怀或流连海上歌场之作。他的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人间词话》）。著有词集《彊村语业》3卷，诗集《彊村弃稿》1卷。

郑文焯

郑文焯，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尝自称山东人。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其《己卯重九》云：“十载繁华一梦收，及时行乐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闲恨，满目青山忆旧游。翠袖空沾知己泪，黄花须抽少年头。一年一度逢佳节，忍赋新诗断送秋”。

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多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弃官南游，旅居苏州。曾为江苏巡抚之幕宾。喜与文人名士交游。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人民国，以清朝遗老自居，先后谢绝过清史馆和北京大学之聘，而以行医卖画自给。

郑文焯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而以词人著称于世，人称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俞樾曾对其词给予颇高评价。著有《大鹤山人诗集》及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笤雅余集》和词论《词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为《大鹤山人全书》。

况周颐

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清四大家之一。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龙榆生《词学讲义附记》引）。

清词的特点

近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独词“驾元明而上”；朱孝臧以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词钞序》引）。

有些学者认为：“清词特点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更重要的，不仅词人数量多，而且作品确有较高质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论高。“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这对于近代几部精彩的词话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第三，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模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在词的意境上受到种种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细微功夫，在词的发展史上，不愧是后来居上的。”

清词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明末云间词派影响，清初文人填词蔚然成风；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狱横行，文人写诗作文动辄得咎，大量文人就将才学转投入填词；第三，宋代之后，词乐失传，填词成为案头文学，使得文人所受束缚大大减小，填词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词人声望，将填词也纳入正统文化，使得词的地位在官方认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虽然因为这些原因使得词人和词作大增，但是数量不能决定一切。清词人虽多，但是能与宋词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数，这中间还有个别词人大量因袭前人诗词成句，使得词艺地位更受动摇。相比宋词，明末词和清词数量

上的优势丝毫不能挽救质量上的劣势。清词功夫虽细，但是却流于琐碎，与宋词相比，亦无回天之力。立论虽高，却也只是眼高手低，试图推尊词体，却力不从心。

综合而言，清词虽然号称中兴，总体成就却只能是二流，高过总体成就三流之明词，却低于成就一流之宋词。部分清词研究者将宋词作为词的开花期，将清词作为词的结果期，这是没有文艺上的依据的。以上只是总体上的比较，若从个体上分析，明末词与清词中婉约词一派，尚有明末陈子龙与清初纳兰性德、清末蒋春霖可媲美宋词婉约名家。尤其是陈子龙后期词集《湘真阁存稿》更是当行本色，含刚健于婀娜，深得李煜词与北宋词之精髓；纳兰词中精品之作哀感顽艳，韵格在“花间”、北宋之间，这两大高手算是明清词人中罕见的亮点。

至于陈维崧主盟的豪放一脉与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脉之成就，后世争议教大，但不管是称赞者还是贬低者，均认为他们逊于苏轼、辛弃疾与姜夔。晚清词坛领袖谭献（1832-1901）总结明清二代词坛，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陈子龙和纳兰性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纳兰）次之。”其次则推崇蒋春霖与项廷纪：“阅蒋鹿潭（蒋春霖）《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阅项莲生（项廷纪）《忆云词》，篇旨清峻，托体甚高，一扫浙中喘腻破碎之习。莲生仰窥北宋，而天赋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词，合者果无愧色。”其他人俱被谭献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评价均见于谭献《复堂日记（戊辰年）》，后谭献关门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词评和词序，合为《复堂词话》，谭献晚年审阅定稿。）

后代对清词之识见，难超谭献。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境界说”等方面价值虽大，但在评价明清词人时，却难免义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个人偏嗜而任意诋毁一些词人，有失大家风范；梁启超并非评词专家；朱祖谋为常州派后劲，在填词和校勘典籍方面贡献不小，但是门户之见较深，以学问评词，脱离文本解读，胡适全盘否认明清词，更是武断粗暴。他们对清词的认识均不及谭献清醒。但由于谭献逝世于1901年，因此对清末民国初重要的几位词人朱祖谋（朱孝臧）、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王国维等人无法进行客观评价，只是在《复堂词话》中偶尔评论其中数位，却并未对他们的地位进行评价，而且谭献去世之后，这些词人中的创作还延续了长短不长的时间，谭献无法为他们“盖棺定论”，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此外，谭献的评价无法避免门户之见，虽然他并未过分推崇常州派先辈的地位，但是却否认了阳羡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词人之地位，认为他们“俱非上乘”，似难服众。但是，后代著名词评家也大多没有对阳羡派和浙西派进行高度评价。明末词和清词整体不如宋词甚多，是不争的事实，高手也仅限于婉约派屈指可数的三四个，且无法超越宋词相应高手。

清丽的词句

清词：清丽的词句。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唐芮挺章《序》：“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掷金。”清龚自珍《西郊落花歌》：“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序》：“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

词从南宋之后开始进入衰微期，直到明末，以陈子龙为核心的云间词派崛起，词艺才开始接续两宋，并形成清词中兴之局面。明末清初词和清词常被后代笼统称为“清词”。

清词整体成就虽然不及宋词，但是也出现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厉鹗、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谭献、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王国维等著名词人。除以上著名词人外，较有成就者还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屈大均、吴伟业和清初的彭孙遹、王士禛、尤侗、余怀、徐釚、曹贞吉等人。因此清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