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早早地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先听中央台的新闻,一般只听个开头,大致了解一下国内外的大事要闻,然后,立刻调成了短波,听起了外国电台的华语广播。白天有空他也会听广播,主要听的是经济频道的内容。
我每天早晨负责出去买早点,就在附近的小吃铺,买些豆浆、油条、大饼、鸡蛋、咸菜等食物,二人吃饱喝足了,我开着车,拉着他出去谈生意。
我们俩都穿着西装革履,拎着皮包,很是气派。
中午和晚上,由于工作原因,经常要请客户吃饭,每次都去高档饭店,花上很多钱,他眉头也不皱一下。当然了,生意如果谈成了,就会挣来很多钱,请客那点钱根本不值一提。
晚上如果没有饭局的话,我们就在附近的便宜小饭馆里吃点家常便饭。有时候也打包几个菜回到住所,再买几瓶啤酒,边吃边喝。
我们也一起出去娱乐消遣。当时这小城市里刚刚兴起的舞厅、台球厅、咖啡厅、酒吧什么的,我们都去玩了个遍。
我的老板C先生,给我开的工资比原来当邮递员那时候要高出好几倍,我家里的条件也随之改善了许多。
一般来说,他每个周日都会给我放一天假。当然了,如果那天正好有生意要谈,就在下一周的没事的那一天补上。
他允许我开着轿车回到农村去。这样,在路上也能节省一些时间。这下子村里可传开了,都说我成了大款、成了爆发户,我也懒得根他们解释。乡亲们对我都刮目相看,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家人也都是毕恭毕敬的。
C先生偶尔也陪我一起回农村去,还给我父母买了点心、水果。也在我家留宿过,不过他睡不习惯那硬梆梆的土炕。
就这样,我们每天奔波于商业圈。他和我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朋友,非常亲密,无话不谈。
这样干了两年,我也跟他学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
突然有一天,他说要回南方去了。他供职的这家贸易公司转制了,由国营的变成私人的了,被原来的总经理给收购了。他被提拔为经理助理,要回去任职。他还给我看了那边邮来的调令。
他问我,愿意跟他回南方去吗?
我犹豫着,一方面很向往新的生活,以及更高的收入,我也愿意跟着他干事业。另一方面,因为离父母太远了,而我是个大孝子,至少每个月都得回去一次看望父母,而且,听他说过,那边的工作节奏更快,压力也大,我怕我受不了。
想来想去,这一回,我拒绝了他的邀请。
最后,他自己回去,而我仍然在这个公司当业务员,给新来的华北区域经理当助手。
他临行之前,把这台桑塔纳轿车以报废的名义,从公司的账目上注销了,然后又过户给了我个人,就当是送给我的纪念品吧。他还叮嘱我说,跟着新来的经理好好干,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要多忍耐,要以大局为重。
他回去之后,公司总部又派来一位区域经理,我又跟着新来的经理干了三个月。
这家伙比C先生的年纪更大一些,性格乖张、举止粗鲁,不好相处,我也看不上他。
因为工作的事,我们还经常闹别扭。有些事情,我也觉得他处理的不好,时常因为他的决策失误而错失商机,每当他一意孤行的时候,我总是说:“以前C先生可不是这么干的。”
他受不了了,冲我发火说:“现在我是你的老板,你就得听我的!”
不久,就把我给解雇了。
于是,我又找了一家当地的新开的贸易公司,当起了业务员。跟着C先生的这两年,我在商界已经积累下不少人脉,又有车,业务发展得风风火火的。在这家公司里,我的业绩是最好的。
C先生回南方之后,有时为了生意上的事也来过K市,我们每次都出来喝酒。他说他干的并不顺心。不久,他居然辞职了,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后来,在他的建议和资助下,我也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当时,K市的银行不给我办贷款,C先生亲自担保,从南方的银行给我办了贷款。
我的第一笔生意,也是C先生给提供的信息,才做成功的,我淘到了事业上的第一桶金。
后来,我的公司逐渐壮大发展,直到如今。
所以说,C先生就是我的贵人,我们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马为善的自述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