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清楚的知道万士和在讲些什么东西,他在讲大明这个条条块块的基本官场体系里,条条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上层和下层的割裂。
摊派和做表,是大明财税和吏治新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王国光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吏部尚书万士和提出了改良的办法,那就是问责到负责人的头上。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光和万士和并没有完全否定摊派和做表,甚至还肯定了存在一些积极意义。
因为对于大明而言,摊派和做表的困境是因为变法导致的,这本身也是变法路上的一个坎坷,在这种风气还没有完全蔓延开来蔚然成风之前,大明的廷议就注意到了这种不良的风气,并且打算寻求解决之法。
比如做表,六册一账是朝廷要的表,是财税的核心,不把这六册一账给做明白,大明根本不可能完成财税改制,大明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田亩、有多少人丁,甚至连收税都不清不楚,六册一账能够做好,是大明财税这笔糊涂账做好的关键。
做表是完全有必要的,甚至能提高效率,但是把六册一账变成几十份表,是大明朝廷的要求吗?不,只是各级老爷们,为了把责任摊派下去的手段。
摊派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这次江西闹了蝗灾,闹到老好人潘季驯要杀人的地步,为了筹措粮草,朝廷还不是让湖广、南衙、浙江、福建、两广对江西进行了支援,这也是一种摊派,为灾区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但是这摊派,只摊派了责任,不摊派权力,这不是为难做事的人?
朝廷让侯于赵去辽东彰武屯田,侯于赵能干得好,但是朝廷不给侯于赵丁点权力,那侯于赵干个屁?之前侯于赵上过屯田疏,这次随军征战,莫不是朝廷给侯于赵的事权。
朝廷让殷正茂去平定吕宋的红毛番,那时候的朝廷一穷二白,别说五桅过洋船了,连四百料的战座船都没几艘,朝廷给不了物质支持,就给政策支持,给了殷正茂事权,殷正茂招安林阿凤,突袭密雁港,到现在混到了国姓爷。
当初朝廷让殷正茂去两广做总督平倭,也给事权,张居正讲强兵,也说要稍给武将事权。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稍微给一点事权,如同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刘显、张元勋等人,都已经感恩戴德了,也不求更多,只要让打仗,那就是好朝廷……
万士和的法子,就是用官帽子和大脑袋,逼着泡在青楼温柔乡里的老爷们,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下放给做事的人手中。
万士和犹豫再三,看着陛下年轻的面庞,再次俯首说道:“陛下,臣有话说。”
“廷议,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朱翊钧伸出一只手,请万士和、万太宰继续为大家讲解他的吏治法,继续他的表演。
万士和的手伸向了职官书屏,十分郑重的说道:“陛下,袖手谈心性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人,高谈阔论之辈,往往都在京堂,而不在地方,更加确切的说,空心的是朝廷正官,而不是地方的吏员,他们是最奔波,最辛苦,而且陛下看不到他们,就连这面职官书屏也不会将其录入其中。”
朱翊钧由衷的说道:“所以,万历元年起,先生就让朕效仿祖宗成法,见外官、见县丞、见耆老、见百姓?”
万士和十分恭敬的俯首说道:“没错,这便是臣认为江陵先生,从未有过真正威震主上的原因。”
对于张居正在当国这几年的时间里,是否威震主上,万士和必须借着这件事,做一个定性,否则会出现一些阻拦大明再起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很容易混淆视听,各种杂报在嗅朝中的风力,试探着是否能够‘拨乱反正’,万士和希望可以借着王国光谈到的六册一账、考成法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确定张居正的声誉。
“大明幸甚。”朱翊钧由衷的说道。
于谦被斩首示众,张居正差点被开棺鞭尸,自己的家眷被逼死了十几口,野狗争抢拖咬,就这两个大明关键时期的关键先生如此的下场,朱纨、胡宗宪等等下场,看了无不是令人寒心。
还有戚继光,戚继光晚年飘零,因为他知道自己还要被清算,怕连累到妻子家中,最后将家财尽数交给妻子和离,这种纯粹的战士,打着上报天子,下救黔首建军的戚帅,都这般下场。
大明不亡才怪。
做事的是人,如此薄凉寡恩,求荣得辱,向心力的丢失,可想而知。
法统的构建,其实就是向心力的构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的向心力丢失,在万历年间,万历皇帝站起来把油门踩进了油箱里。
“这么简单的法子,为何之前没人提到过呢?”朱翊钧看着万士和笑着说道。
万士和十分诚恳的说道:“张先生说时机没到,所以不用提,若是时机到了,大家都会提。”
朱翊钧非常满意的说道:“诚如是也,吏部把这个正官问责之事拟一个章程呈送内阁,报闻。”
“臣遵旨。”
张居正离朝的第一天,不仅朝臣想他,皇帝也想他。
张居正抓吏治,第一步是破姑息,升转全靠人情世故,这坏的是大明吏治中的人事任免权,只有将升转的标准从人情转为事功,才能遴选出足够的人才来做事,把这些肯做事,能做事的人找出来,才能进一步推动吏治,为了破姑息,张居正除了立时限之外,还有草榜糊名,底册填名等等。
而破了姑息之后,整饬吏治才能进一步的推动。
这就是张居正一直十分推崇的循序渐进,不是一蹴而就的,拿着皇帝的威福之权,瞎胡闹,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大明再兴。
吕调阳又拿出了一本奏疏说道:“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沈应时奏:太仓库银两实在之数共六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六十余两,本该五百万余,官厂交利六十二万两,稽税房、市舶司纳一百余万两,故此国用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