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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张廷玉 清代三朝老臣与军机处奠基人（第1页）

一、初入仕途

张廷玉的仕途起步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张廷玉的仕途起点并不平凡，这不仅因为他自身的才学，也得益于其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大学士张英的次子，张廷玉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深厚的学术熏陶。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家庭条件，张廷玉也没有依靠父荫，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功名，展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和勤奋的精神。

在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张廷玉很快就显示出了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并参与了《亲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工作。这部着作记录了康熙帝亲自率军平定北方边境的战事，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张廷玉在此期间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认可，这也为他后来的晋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廷玉进入南书房的时间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南书房是皇帝身边的机要部门，负责处理重要政务。能够进入南书房，说明张廷玉已经进入了康熙帝的核心圈子。在南书房任职期间，张廷玉经常陪同康熙帝出行，无论是夏天的避暑还是秋天的狩猎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据记载，张廷玉甚至随驾远巡蒙古各部落，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忠诚与勤奋，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在这一时期，张廷玉还展现出了他的文学才华。康熙帝曾召见他询问其父张英的情况，并命他作诗。张廷玉当即创作了两首七言律诗，深得康熙帝的赞赏。这些经历无疑加深了康熙帝对张廷玉的信任与赏识，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朝中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廷玉的职位也在不断晋升。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表明张廷玉已经成为康熙帝身边的重要辅臣之一。到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又被任命为武英殿试读卷官和《省方盛典》的副总裁官，这显示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对文化工作的重视。

张廷玉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被任命为刑部左侍郎，这是一个考验其治理能力和公正性的岗位。在次年，张廷玉奉旨与都统耗赖等人一起处理了山东盐贩王美公等人聚众劫掠屯庄的案件。这场动乱导致南北交通中断，给当地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破坏。张廷玉等人到达山东后，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地平息了这场动乱，恢复了当地的安宁。这次事件处理的成功，不仅展现了张廷玉出色的治理才能，也让他的名声更上一层楼。康熙帝对此十分满意，并在次年将张廷玉调任吏部左侍郎，这标志着张廷玉在仕途上的又一次重要提升。

二、深受重用

张廷玉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随着康熙帝的驾崩，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新帝胤禛即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雍正帝深知皇位来之不易，因此格外重视人才的选择与培养。张廷玉因其卓越的才能和深厚的背景成为了雍正帝倚重的对象。

张廷玉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中提到，雍正帝之所以选择他作为辅佐自己筹划军国大政的主要助手，一方面是因为他学问深厚、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他是恩师张英之子，这对于雍正帝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亲近与信任的人选。在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立即命张廷玉兼任学士衔，与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人一起处理国家大事的文书工作，包括供奉祭告文字等。

康雍之交，政务繁重，每天需要处理的谕旨多达数十份。张廷玉承担起了这些繁重的工作，常常需要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处理紧急奏事时，雍正帝甚至会让他直接进入大内，口授大意，或者在御前伏地而书，或者隔着帘幕传递文书。张廷玉每次提交的文稿都能够准确无误地反映雍正帝的意思，深得其心。

同年十二月，雍正帝特旨授予张廷玉礼部尚书之职，并特别强调：“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这意味着张廷玉正式成为朝廷的核心大臣之一。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廷玉继续受到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复值南书房，并与朱轼等人一同担任诸皇子的师傅。他还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并被加封太子太保。

雍正六年（1728年），张廷玉被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并很快又兼任了吏部尚书的职务。此时，清廷面临着西北边疆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由于前线将领的失误，叛军屡屡侵扰边境。面对这样的局面，雍正帝心情焦虑，频繁地指示策略。张廷玉日以继夜地侍奉在内廷，不敢稍有懈怠，有时甚至要等到深夜才能离开。

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处正式设立。雍正帝命令张廷玉与怡亲王胤祥、蒋廷锡共同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军需事务，避免信息泄露。张廷玉在军机处的设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规划了军机处的基本运作模式：一般事项使用疏奏的方式，通过通政司上报内阁拟旨；重要事项则使用折奏的方式，直接通过奏事处上报军机处拟旨，最后由皇帝亲自批阅。这种模式保证了信息的保密性和决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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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机处成立后，大学士必须兼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实际的政务处理。张廷玉不仅负责军机处的日常工作，还兼任吏部和户部的重要职务，同时负责编纂《吏部则例》等重要典章制度，为清朝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二年（1734年），针对蒙古准噶尔部的问题，张廷玉提出了派遣使者进行宣谕的建议。虽然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但张廷玉的这一提议显示了他在处理复杂局势时的审慎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偏好。这一建议对雍正帝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了张廷玉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角色。

三、位极人臣

随着雍正帝的去世，张廷玉迎来了仕途中的另一个高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之际，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雍正帝临终前留下遗诏，表示希望张廷玉未来能够配享太庙。这一荣誉意味着张廷玉将被视为国家的杰出贡献者，享有极高的尊重。

乾隆帝即位后，按照先帝遗命，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一同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不过，由于他们坚决推辞，最终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身份留任。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被任命为皇子师傅，并继续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职务。乾隆帝在外出巡幸时，张廷玉常常留在京城总理朝政，夜间宿于紫禁城内，以便随时处理紧急事务。

在乾隆帝的统治初期，张廷玉不仅继续承担着繁重的政务，还因其深厚的学问而被委以重任，包括担任《清圣祖实录》、《明史》、《大清会典》、《皇清文颖》、《清世宗实录》、《玉碟》等重要典籍的总裁官。这些工作不仅彰显了张廷玉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也反映了乾隆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张廷玉被授予总理事务大臣的职位，并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宣”。这一荣誉对于一位文臣而言极为罕见，显示了乾隆帝对其贡献的认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廷玉的一些观点与乾隆帝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计划举行“三老五更”的古礼仪式。张廷玉上书认为，这些古代礼仪在现代难以实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年，乾隆帝废除了总理事务大臣的称号，但张廷玉仍然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机要事务。

乾隆八年（1743年），朝中官员提出关于科举制度和土地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张廷玉坚持认为，不应该轻易改变现行的科举制度，并反对土地改革的提议，认为这会导致社会动荡。尽管这些意见并没有影响乾隆帝对张廷玉的宠信，乾隆帝依然授予他伯爵的封号，这是清朝历史上文臣罕见的荣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廷玉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固执，这导致他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讷亲接替了他的位置。虽然张廷玉表面上支持这一安排，但他内心对地位的变化感到不满。为了平衡满汉臣僚之间的关系，乾隆帝决定在内阁行走的排列顺序上做出妥协，让讷亲在前，而在吏部行走的排列上，则让张廷玉居首。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多年，两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关系。据说，每当鄂尔泰出现过失时，张廷玉都会以微妙的方式对其进行讽刺，让鄂尔泰感到尴尬。这种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张廷玉的政治地位，但却揭示了他与乾隆帝及其他大臣之间的紧张关系。

四、晚景坎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以年老多病为由向乾隆帝提出辞官请求。乾隆帝对此深感不舍，专门下发谕旨表示，张廷玉深受两朝厚恩，并且按照先帝遗命，将来将配享太庙，不应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的道理。乾隆帝希望张廷玉能够继续留任，以示忠诚。

然而，张廷玉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帝允许他每十天到都堂议事一次，每四五天入内廷备顾问一次，以减轻他的负担。同年冬天，张廷玉再次请求离职养病。乾隆帝最终批准了张廷玉的请求，并亲自作诗三章以示赏赐。在张廷玉前来谢恩时，他向乾隆帝表达了对配享太庙一事的担忧，并请求乾隆帝给出明确的凭证，以确保他能够按照先帝遗愿配享太庙。乾隆帝虽然不悦，但仍拟了手诏重申先帝的遗命，并赐诗一首以安抚张廷玉。

次日，张廷玉通过儿子张若澄向乾隆帝表达谢恩之意。乾隆帝因张廷玉未能亲自前来谢恩而感到不满，传旨令张廷玉亲自回奏。当时，军机大臣傅恒和汪由敦正在传达旨意，旨意尚未下达，张廷玉就在第二天早晨来到内廷谢恩。乾隆帝对此更加不快，怀疑是军机处泄露了消息。乾隆帝严厉指责了汪由敦泄露消息的行为，并且廷臣们讨论是否应该剥夺张廷玉的官爵和配享太庙的特权。最终，乾隆帝下令削去了张廷玉的伯爵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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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永璜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求归乡。这一次，乾隆帝极为恼怒，命张廷玉审视配享太庙的诸臣名单，自行判断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经过大学士九卿的讨论，乾隆帝决定取消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荣誉，但免于治罪，随后张廷玉返回故乡。

同年二月，监察御史储麟趾弹劾四川学政朱荃匿母丧不报，经审讯查明朱荃确实存在隐瞒母丧并涉嫌贿赂的行为。朱荃在回乡途中不慎落水失踪。乾隆帝借此机会向张廷玉发难，指责张廷玉与朱荃结为姻亲，并怀疑朱荃之所以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有张廷玉的庇护。乾隆帝命令张廷玉详细解释与朱荃的交往情况，并追缴历年所赐的物品。乾隆帝还指责内务府总管德保错误调查了张廷玉在京的宅邸，命令退还宅邸，并将调查中发现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作为赔偿朱荃罪行的一部分。

八月初五日，张廷玉在桐城向乾隆帝回奏了与朱荃的交往情况。九月，乾隆帝再次批评张廷玉，认为他辜负了三朝厚恩，特别是在配享太庙一事上的态度，以及与朱荃的联姻问题。乾隆帝决定惩罚张廷玉，除了追缴历年赐物外，还对他处以二十万两白银的罚款。最初要求在半个月内交清，后放宽期限至半年，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才全部交清。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二十日，张廷玉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尽管生前遭遇了一系列挫折，乾隆帝最终仍然遵循了雍正帝的遗诏，允许张廷玉配享太庙。这一决定体现了乾隆帝对先帝遗愿的尊重，以及对张廷玉历史贡献的认可。

结语

张廷玉的一生是清朝盛世的缩影，他既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家，也是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的奠基人。张廷玉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治理智慧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更是通过其文化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成为了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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