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陈济方的态度十分坚决,除了初期的建设可以部分外包之外,在权限上绝不会交予外人。
洋人尽管软磨硬泡,终也无法改变。最后只能无奈接受,再尽量多争取些工程进项而已。
至于内部的阻力,当然是那些守旧的势力。
对于他们,陈济方先是晓之以理。他安排人,反复的进行宣讲、劝解,尽量说通道理,使他们转圜。
对于那些死硬的顽固人士,那就不再客气。
若他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就由他们去聒噪。但倘若有人敢蓄意破坏,陈济方也绝对会痛下重手。
就这样,从同治六年开始,陈济方率先开设了“江苏电报局”。
从最初的,上海至苏州,再至江宁的电报线路开始,渐次向江苏全省延伸,并与海外线路连接。
后来,又相继在安徽、江西设立了电报局。电报网络逐步覆盖两江三省。
陈济方还格外重视电报的军事用途,专门在商团内部设置了相应的机构。
随着诸如电报之类的西洋事物,逐渐的涌入,对大清国内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新事物的到来,定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冲突。但有些冲突,就显得尤为激烈和血腥。
比如,“教案”。
自19世纪60年起,随着条约放开,西洋教士得以入大清内地自由传教。
由此因东西方宗教、习俗差异,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冲突,愈来愈烈。
频发的教案,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并且常造成恶性的流血事件,甚至演化为外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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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的起因虽各有不同,但无外乎是隔阂、误解和挑唆,也包含着侵略引发的敌视。
但是若能正确引导,妥善处理,还是能够逐渐消弭矛盾,至少可以让事态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事情却往往总是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教案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就是发生在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起因,本质上与其他教案大同小异。但却因为官府处置不当,以致于激化为恶性冲突,影响巨大。
消息传出,西洋列国反应强烈,尤以法国最甚。
多国公使联合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抗议,甚至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外进行威胁。
以法国为首的多国,要求清廷必须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处置,并以开战相威胁。
而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应对洋人退让,甚至不惜一战。由此也导致情势更趋紧张。
在那一段时期,驻防在塘、沽地区的商团部队,首当其冲。他们顶着洋人战舰的威胁,每日厉兵秣马,已到了时刻准备开战的地步。
直到后来,顶着来自内外的压力,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代表清廷,与洋人进行交涉。
最后终于达成和解,条件是清廷处决凶首,涉案官吏流放,赔偿洋人的损失,大清派大臣出使法国道歉等。
闹了数月的天津教案,这才勉强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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