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人“我”,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作者的用心,更多是通过叙事人,把我们读者抵送到作者设置的去处。
在当下的小说中,作者规定的第一人称叙事人,至少有两种类型:一为仰观,一为俯察。俯察者,虚设一个角度来居高临下,俯瞰众生,悲天悯人,神情庄重,全知全能,貌似把一切都已看懂参透;仰观者,自身心情窘迫,就近取材,按捺不住地尽情倾诉,一吐为快,现出心态的躁动不宁和略略释解后怡然自得的快意。李晓小说中的叙事人,则有另外一种情状。他的“我”,总是不大情愿从人群中挤出来,很难逃离掉“我”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达成的某种约定。因此,读他的小说,有一种处在人群之中的亲切感,作者与我们读者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熟悉和牢实。
《天桥》(《青年文学》1988年第7期)这篇小说的叙事人,是“我”——王保。王保老家在苏北——曾经为不少上海人所不屑的地域;成分为工人,这也很寻常。见到这样的一位叙事人,我们读者完全可以打消很多顾虑,至少在阅读上不会有阻隔在面前的困难和压力。如果叙述人貌似是一位“思想者”,我们是不是要凝神屏气?因此,“我”作为一个寻常、普通的个体,在把我们读者领进小说作者所构筑的“天桥”时,我们应该怀有几分轻松和安适。
作者构筑的“天桥”,是《天桥》这篇小说的“眼”。李晓小说的视点,往往出现在小说作品的标题上。比如《继续操练》中的“操练”,《关于行规的闲话》中的“行规”,《我们的事业》中的“事业”,等等。作者对这一视点的解读能力,往往就决定了作品的精粗和深浅。显然,在《天桥》这篇小说里,有关“天桥”
的寓意,就成了引发我们内心触动的一个特定场域。
作者是这样说到“天桥”和引出叙事人的:下了火车,我就看到了那座桥。
那桥架在两山之间,从站台这边望去,就像是在天上。
我们意识到,围绕架在两山之间的“天桥”所展开的故事,将是叙事人“我”讲述的重点。我们往下读,读到了这样的内容:“我”来站台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我”母亲的尸骨。而她正是在27年前被人从“我”现在看到的这座桥上推下去的。接下来,作者自然会涉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在27年后寻找母亲的尸骨,母亲被推下桥时“我”在干什么,而“我”母亲为什么会暴身野地,而今尸骨又在何处。这样,作者也自然会引出“我”的一系列故事,以及“我”寻找母亲尸骨的过程。
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要选取“天桥”作为视点,也就是说,作者为什么让叙事人把“架在两山之间”的那座“桥”看成是“天桥”。事实上,那座桥只不过曾经是某一事件的发生地点。从整个故事的表层结构上看,叙事人“我”大可不必留意于它,更可侧重于讲述事件的原委和“我”寻找的经过。作者的用心,很显然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天桥”的所指上,即通过“我”
所叙述的一系列事实过程,让我们抵达“天桥”——作者生发考虑的前提,以及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效果和意味上。那就是:叙事人为什么要说那座桥是“天桥”?
那么,作者选取“我”——王保这样的一个叙事人,用意何在呢?作者将要在这样一个普通、低微、曾经有过两次小小运气的叙事人身上暗示些什么呢?或者说,作者通过这一普通的叙事人,将要把我们的阅读兴趣抵送到什么地方呢?甚或说,作者是不是要我们通过一个普通、平凡的叙事人,去体味寻常人生中不寻常的某份内容呢?这是人的心灵的祭坛,还是人的精神的圣殿呢?而这一切,是否正是作者所构筑的“天桥”本身呢?
我们注意到叙事人的经历本身:少年时,随父亲从苏北逃荒到上海,在工厂因写大字报和提意见,被送去劳教22年,回到上海后继续做工,今年50岁。这是充满遭遇的一份人生经历。按理说,断送过我母亲的“天桥”更应与“我”母亲的遭遇关联在一起,但叙事人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并没有讲述他母亲的情形。
很显然,作品的寓意,势必至少要部分地体现在“我”对自身遭遇的评说之中。叙事人是这样陈述自己重新回到工厂的感触的:说来奇怪,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和离厂的感觉没什么区别。我想是不是有谁把表拨快了,过去的不是22年,而是22个月、22天,或许更短,就好像是在球场上踢球,忽然下面喊有王保的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很长的故事。听完之后,我又上了球场,比赛继续进行。
这是“我”对自身经历的反刍。在时间的链条上,事件的偶然性,引起了“我”个人人生遭遇的极大错动,同时也使得“我”
母亲命断桥下。这里诱发出了“天桥”成为人生命脉上一个突出支点的重要性。但这显然没能说出“天桥”的全部。因为与“天桥”直接相关的是“我”的母亲。
让我们看看“天桥”上曾经有过的一幕:“我”母亲的生命被断送在天桥上——恶人打昏了“我”母亲,并非想置她于死地,但因为“天桥”(如同“我”感触中的电话一样)的存在,“我”
母亲死了!在这里,我们不难读出,作品中的“天桥”,至少是“我”母亲生命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标识。只不过这种际遇,并不是“我”母亲想主动获得的,而是外加的不幸。它勾起我们对一切善良人们的感怀和深思。当然,这仍不是作品寓意的全部。作品开篇实际上提供了窥探作品内涵的基本依据:我(身后是“我”漫长的经历)看到那桥(曾经断送过“我”
母亲性命),像天桥。
整个作品的内涵正是浓缩在这一转喻之中。因此,在《天桥》这篇作品里,“天桥”的寓意正是体现在“我”的命运与母亲命运的关联之中,体现在母亲与“我”的关联、“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寻找母亲生命意义的过程之中,更体现在“我”作为一个普通者对另一个普通者的生命无言的感怀之中。通过这种种关联,我们才真正体解了“天桥”作为人生场域,给我们的生存带来的启示,从而意识到我们对此所必须投注的情感内容。而只有透过时间的延续,我们才得以关照到在人生旅途中每一座“天桥”的存在;应该说,我们从这里反察到了个体生存的某些依据。因而,我们一己的感慨和情感,才得以浩大和弘博,能洞穿我们对每一座人生“天桥”的体察和无以言语的感喟。我想,作者通过叙事人想让我们抵达的就是这里。回过头来,我们也才真正体察到作者选取这样一个叙事人,引出我们关注最基础、最普遍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的用心。
在我们抵达“天桥”之后,在作者把一己的感受推广到其他人的人生领域之后,作者还启发我们:时间虽然不曾间断,但由于人生中这一宿命的存在,在它的上面就凝聚住了时间,我们的人世间、我们的情感世界中也就留住了永恒,留下了我们不可名状的感慨:“我”取走了“我”母亲的尸骨,“不过那(埋葬过‘我’母亲的)山头的名是不会变了,再过几百年,卧牛关人还管它叫野鬼岭”。我们人就是带着这些丰富而又值得回味的生命感悟,一步一步走下去,对一个个地名般的“有意味”的标识若有所思,略有所悟。
“天桥”是人生场域和生命际遇的转喻。作者借王保这一叙事人把我们领进对人生际遇的感怀之中。那么,作者是怎样表达自己的用心,又是如何调控叙事人的呢?
我们发现,在作者的叙述方式和作品的结构方式上,有一个不可掩饰的秘密。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小说表层的故事内容,即那一系列的事实过程,是满可以作为悬疑小说的惯用素材的。这样说,并没有任何低估这篇小说纯艺术价值的用意。我们只是想说,作者在叙述和结构上,对悬疑小说有自己独到的会心之处。
作者在意会之中,通过事实与事实、线索与线索、故事与现实之间等表层内容的相互贯穿和铺排,奇妙地诱导我们从一己的遭遇生发到共同拥有的生存状态上,从而使“天桥”成为一种寓言、一种启示。在艺术运思上,这是不可多得的吐纳能力。
作者没有多写母亲的经历和遭遇,去强调“天桥”对“我”
母亲的决定性意义,而是借“我”对自己遭遇的认识和人生体察,去理解母亲人生中的“天桥”,然后确立起在“我”对母亲的怀念之上的贯穿人类共同命运的情感内容,从而使我们体悟到生命的脆弱和偶然、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因为叙事人王保普通、寻常,才可能与更多的人共情;而小说对“天桥”的揭示,既有丰富的文学意味,更有非凡的人生寓意。
写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