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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第1页）

u0004^李师东访谈录

曹斌：今年年初，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创造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近5年电视剧最高收视率，小说原著《人世间》也登上多家图书销售平台的畅销榜。您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能给我们剧透一下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吗？

李师东：《人世间》的出版过程并不复杂。简单点儿说，是梁晓声信任我们，把这部115万字的作品交到了我手里；我们不负所托，尽心尽力，把这部作品做出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至于梁晓声为什么要信任我们，我们又是怎么做的，说来话就长了。

在日常生活中要信任一个人，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要取得一位作家的信任，就更难了，更何况《人世间》是梁晓声60岁以后才开始动笔的。很显然，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他肯定要把这部作品交给他认为放心的人。

那个时候，我正在组织“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水墨插图版八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起因就很有意思。有一天，时任经典再造编辑中心主任的万玉云告诉我，外地一家版权代理说手上有梁晓声《雪城》的版权，起印数和版税都不低。我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梁晓声是我大师兄，我带你去找他。当时我分管这个部门。一路上我在想，出一本梁晓声过去的小说，意思不大。梁晓声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还不如把他的知青小说做成一个系列。见了面，我就说了来意：为以示与其他版本的区别，准备做成水墨插图版。梁晓声一听就说：好啊！这样就把事情敲定下来了。我把带去的合同递给他，他拿过来就签了字。那是2015年年初。七八月份的时候，梁晓声来过一个电话，问我进展如何。

到了11月19日，万玉云拿着八卷本的水墨插图，去征求梁晓声的意见。临了，梁晓声托万玉云带话：“明天上午，让你们李总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知道他要找我谈什么。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李钊平、万玉云去了梁晓声家。李钊平是我分管的青年工作编辑中心的主任，做过三卷本的梁晓声散文随笔，万玉云正在忙我策划的梁晓声知青小说八卷本，所以我们拿回《人世间》的第一部后，我就叮嘱李钊平复印两份，和我分头去看。

曹斌：梁晓声为什么要找您？

李师东：他当时对着我们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一直在做出版，还在办《青年文学》，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我起初并没太在意，后来一琢磨，梁晓声要召见我实在有他的考虑。我一直在做出版，30多年了，也一直在办《青年文学》杂志，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第一线。

文学现场很重要。梁晓声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成名的，那时他也就30岁出头，现在他同龄的文学编辑们早就退休了。他2002年去北京语言大学任教，10余年里，忙的是教学，写的也都是散文随笔，他没有完整的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写一部大的作品。过了退休年龄，时间和精力都属于自己了，他就开始写《人世间》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到了一半，他要考虑把这部作品交给一个合适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在做出版的，对文学现状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直在场当然更好。加上同校同系的渊源，我正在忙他的一些书，又在单位管点儿事，所以他确定我来负责他很看重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在他当时的视线里，有更熟悉文学、更熟悉出版的人，而且也正在任上，他做出其他的选择，也完全有可能。

曹斌：能不能说说你们拿到《人世间》第一部后，您是怎么表态的？

李师东：这很关键。《人世间》开篇是从1972年写起的，第一部的时间线索为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一卷写有40多万字。我很快通读完了，当即向梁晓声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很有年代感，放心写，而且肯定会越写越出彩。细节问题等初稿完成后再议。

梁晓声后来多次说过，他对第一部的写作是有顾虑的：写到了一个特定的时段，这么写合不合适，别人会怎么看。但他又必须从这个时段写起，因为这个时段正是周氏兄妹走进社会之时。

我们最初的肯定，对梁晓声是非常大的鼓励。梁晓声后来也多次说：“没想到你们这么肯定。如果要我从80年代写起，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写下去了！”《人世间》写了50年的社会变化和百姓生活。60年代中后期，正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走进社会之时。如果不从这个时候写起，周家兄妹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就没有了前提，小说后面的推进自然也就缺乏了说服力。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谁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出来效果会如何。很显然，正是周秉义周蓉他们善良正直，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等到社会生活发生改变，他们就都考上了大学，有了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从60年代末写起，人物的命运走向才有了内在的逻辑前提。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才向梁晓声表达了明确的肯定态度。

我们在小说主要人物关系和大的情节推动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变动。这说明我们和梁晓声的认知是相似的、相同的。根据《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所以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年代感、时代感。中国社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国百姓都经历了哪些、都做了什么，这样才能让不同社会层面、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产生共情。至少是让今天的年轻人更直观地了解到了他们的父辈祖辈的艰辛付出和所做出的人生努力。《人世间》所以能从文学的专业阅读走向社会的广泛阅读，它的根本依据，就在这里。

曹斌：拿到《人世间》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李师东：我们围绕《人世间》做了不少事。编辑加工阶段，有史实疑点上的考究，有对人物线索的梳理、情节故事的推进，包括对一些提法、说法的拿捏和分寸、尺度的把握，这都要花功夫。书名怎么确定，封面设计上和设计师的磨合，签订出版合同，把《人世间》这部长篇小说定位为“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明确“于人间烟火中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的宣传导语，撰写《人世间》的第一篇评论《百姓生活的时代书写》为作品定调，制订宣传推广计划，先民间——从普通读者阅读开始，后专业——征得文学方面的反应，再主流——召开大型研讨会……前前后后我们爬坡过坎，活动不断，直到《人世间》荣获“茅盾文学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打造坚实的文学出版质地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人世间》的宣传推广力度和社会关注热度，并且是在持续发酵、层层递进。可以说，《人世间》的编辑出版和宣传推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对我的综合判断能力、编辑经验和多年工作积累的充分调动。

曹斌：《人世间》曾以高票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厚重温暖的百姓奋斗史和生活史，同时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您觉得这部作品在梁晓声的创作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又有怎样的地位？

李师东：《人世间》在梁晓声的创作中，当然要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说过，《人世间》是梁晓声对自己创作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是他对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也是他对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充分展示。

后来我还发现，梁晓声写《人世间》，还有一层很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是亲情的触动。《人世间》为什么要选择周秉昆作为主要人物线索，这里面有很深的血缘亲情。以周秉昆为代表的普通百姓，对父母、对家族所做出的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生活付出，被远离父母家庭的梁晓声所感怀、所念记，这不是他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能想到的。那部小说写的是他当兵团知青时的事。

写的时候他已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才会领悟到，别人对家庭的辛苦是在代自己尽责。

正是像周秉昆、郑娟这样的普通人，支撑了一个家庭和家族的日常运转，构筑起我们现实生活的水层岩，成为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他们是民间英雄。梁晓声把对普通百姓生命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周秉昆写起，饱含了梁晓声的亲情和深情，以及对像周秉昆一样的普通者的感念、感激，甚至还有感恩。这是梁晓声的其他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只有到了他这个年龄才会有这样的认知，才能这么由衷。

梁晓声是文坛常青树，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留下了让人瞩目的文学风景。《人世间》是梁晓声文学和人生的集大成。

至于《人世间》在中国当代谱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我说了不算。我曾说过，《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毫无疑问，《人世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一部人民史诗般的现实主义巨著：“《人世间》把50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直观地展示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的年代写作，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而且时间越久越能显出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时间是能说明一切的。这是对《人世间》的最好证明。

曹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代际划分已经成为今天文学批评在归纳群体创作时的一个“方法论”，而您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的首倡者，请问当时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作家代际划分的？这一划分对于总结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李师东：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作者群体，并不是为了理论学术上的创新，而是基于工作实践和个人观察而提出的一个文学说法。

我们回到当时的文学现场，会很有意思。我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第二年去了社里的《青年文学》杂志。当时文坛上活跃的是50年代开始成名的作家和“知青作家”。大家习惯性地把王蒙、李国文等称为“50年代的作家”，把梁晓声、韩少功等称为“知青作家”。他们是文坛的中坚和实力派。我在和比我年长的作家打交道，很自然地要关心我的同龄人中有谁在冒出来，写得怎么样。那个时候，迟子建、程青、余华、孙惠芬等在文坛上已有动静，喻杉、刘西鸿的作品还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结合自己的观察，到了1987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属于自己年纪的文学梦想》，副题是“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创作作品述评”，开始尝试用出生年代来划分作者群体。

生出这样一个想法，并不是要把50年代成名的作者、知青出身的作者和60年代出生的作者等量齐观。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关心更为年轻作者的成长进步。为什么希望大家关心，是我以为这些更为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提供了新鲜的生活内容，有不同于其他年龄作家的鲜活感触。随着“先锋写作”独树一帜，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年轻作者在文坛上风生水起，我这才用心掂量“60后”作家与年长作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后来就写了一篇长文《第四茬作家群》，发在广东作协主办的《当代文坛报》1992年第1期上，正式提出用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

出生年代和作家群体为什么会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的特点。这种阶段性，对一代人的整体塑造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我曾在《为什么要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说过：“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一代人生活经历、社会阅历的规定和塑造，是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群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最坚实的现实基础。……新生的青年群体走上社会舞台时所对应的社会发展节点，铸就了这一代人的基本群体特征。”而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自然跳不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生活感受，因此形成一定的群体特性，也实属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