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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别是一家言(第3页)

通常来说,词的分类根据乐曲体制分为令、引、近、慢四种:

“令”即小令,名称来自唐代行酒令,即席填词唱小曲,又叫令曲;

“引”来自乐府中曲调名,是在大曲中的首段序或散序之后,规模比小令长;

“近”又称近拍,规模与引相近;“慢”又称慢曲,大部分为长调。

柳永出现之前通常文人们即席填词,多以小令和中调为主,唯有柳永,在词的体制上推敲琢磨,又干脆住在妓院,所以任意长短,谱曲行词,多有创制。

他一个人所写的慢词几乎是同时期而略晚的张先、晏殊、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总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而且柳永音律娴熟,创制词调一百多个,对词牌的丰富起到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词至柳永,方才体制全备,令、引、近、慢,各有所长,为词调在体式的发展和内容的开拓上提供了前提条件,可谓是宋初词坛的一座丰碑。

但是这样重要的一位大词人,在《宋史》上却没有本传,这或许是因为柳永“多游狭邪”,浪迹青楼,“薄于操行”之故吧?

他的词集《乐章集》中,共收录二百多首词,其中咏佳人、歌妓、情爱的占半数以上。而这还是筛选删减过的,可想而知,真正的比例要比这个还惊人。

因此李清照评价:

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这段话写出了柳永的名声与成就,在于“变旧声,作新声”,且“协音律”,真正独步词家;但也批评了他的“词语尘下”,格调不高。

柳三变虽然嘴硬,但心底里还是一心羡慕着那些科举做官的人,因此后来改名柳永再次投考,到底做了官。

宋朝官员外任,每年要由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功过,任期满后,根据考绩决定职位升降,这个过程叫“磨勘”。柳永磨勘多年,不得升迁,便找到宰相晏殊走门路,希望看在文学同好的份儿上能够得到提携。

见了面,晏殊开口便问:“贤俊作曲子么?”(张舜名《画墁录》载。)

这分明是一句试探,如何回答相当重要。如果柳永清楚自己在达官们心中的地位名声,懂得审时度势,就应该很婉转地说:下官不才,年轻时放浪不羁,混迹烟花,写了些淫词艳曲流传,有污上听,如今已经不大作那些了。

如果他这样说,既承认了自己好填词,也谦逊地表达了悔改之意,有意致力于仕途之心,才是求取上进的好辞令。可是柳永偏不,他还想着和晏殊套近乎呢,竟自作聪明地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对呀,和宰相您一样呢。

这话晏殊能爱听吗?人家是堂堂相爷,爱填词怎么了,那是业余爱好,可不耽误十四岁中举,峨冠博带,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好同宰相比?

因此晏殊立刻沉了脸,讽刺道:“殊虽作曲子,不会道‘绿线慵拈伴伊坐’。”

柳永这才知道自己又说错了话,满面羞愧,只得告辞退出。

且说神童晏殊,人称“太平宰相”,曾有一番独到的富贵词论:“有人诗中炫富,就写些什么‘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真是小家子气。富贵哪是这种写法,只有叫花子想象富家气象才会如此鄙俗。”

晏殊认为的富贵气象,应该是白居易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或是自己的“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以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不写富贵而贵气逼人。

这种气象,穷人子弟非但不能见,甚至也不能想象,自然更没办法闲闲写出。

晏殊评词的另一个标准,是“忌脂腻”。

他喜欢唐人韦应物的诗,每每称赏:“全没些脂粉气。”自己选诗时,亦是“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这也是他不喜欢柳永词的缘故。

晏殊词虽上承花间,多为伤春悲秋之绪,却雍容清艳,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迥无尘俗语。极少沉思细恨,抑愤之语,多半只是清浅、婉约、细丽、精致。后人对晏殊词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就是“闲雅”,而他的愁,也多半是“闲愁”。

这两点,被年轻的李清照继承得极好,“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已见一斑,“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更是寻常富贵,闲雅情怀。

窗谓闲窗,帘谓重帘,屋中沉香袅袅,枕上花钿隐隐,典型的富贵气象。年轻仕女倚枕而坐,心思百转,想的不过是邻家斗草,江岸梅新,女儿心事,诸般闲情。倘若晏殊见了,也当会拈须首肯的吧。

不过,李清照的词论中便连晏殊也没放在眼里,倒是肯定了他儿子晏几道,却又指摘其“苦无铺叙”。我们且看一组词:浣溪沙

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临江仙

晏几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南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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