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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小花

小花是个普通的山村教师。她就像家乡路畔、田埂、山梁上随处灿烂的山花一样，坚守着乡村教育。前几年，因农村学校撤并，她幸运地搭上进城的末班车，成了市里重点中学的教师。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自己就永远在这山坳里花开花落了。

小花工作起来执着认真，学生们都很认可她，她的教育教学成绩节节攀升。可学校每年评优选先总是没有她，她常常为此苦闷、彷徨、想不通。

她找年级组长、教导主任、校长寻问原因，可领导们像早就商量好了似的，一个腔调对她说，年轻人要踏实工作，别老惦记着荣誉。她就不明白，干工作时就想到了她，哪个班管理难度大，就分配给她；什么工作没人干，就推给她。上级示范学校评估、文明校园创建等都要她加班加点，校长夸赞她对数字敏感，逻辑思维能力强，让她整理各种资料。那优秀教师咋就没有她？每每想到这些，小花的眼里就蓄满了泪。她对工作没了干劲，对生活也感到茫然。

虹是小花的同学，在政府部门上班，是单位的科长。虹在上学时就是同学们公认的“假小子”。她知道了小花的困扰后，也很气愤，说要为她鸣不平。在虹的心里，小花早就应该是名师了，可现实让她们很失望。

虹鼓励小花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写成文字材料，通过她转交给县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小花也没有多想，回家后一口气写了上万字，连夜发到了虹的邮箱。发完，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就倒在了沙发里。但心里却忐忑不安。

她对自己这样的做法有些怀疑，这毕竟不是她的初衷，但现实又让她无奈。

她如今五十出头了，没有被评选为优秀或先进，职称就评不了；职称评不上，待遇就上不去，个人问题一塌糊涂，生活前景一片茫然，她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一周后，学校通知小花去县教体局，局长亲自接见了她。见到局长，小花就感到亲切。局长没有横眉冷对，而是很真诚地批评她：你这么优秀的人，教体局组织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怎么就没听过你的名字？你啊，只知埋头工作，不知道展示和宣传自己。现在已接近年终了，这个年度的评优树模工作已经快结束了，以后评优选先一定要优先考虑你这样的好同志。局长还打开笔记本，仔细记下“王小花”这个名字。局长还感叹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忘记基层这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老实人。

“局长，有您这话，我就知足了！我给局长您添麻烦了！”她心里美滋滋的，压抑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一切都释然了。在小花起身告辞时，办公室王主任送来了一份文件，让局长阅审。局长叫住了她，微笑着说：“区妇联给咱教体系统分配了一个参评好媳妇的名额，这个我看你就合适啊！”

“局长，这个我就不用了！”她说。

“没事！我让办公室转到你们学校，并通知校长让他立即按程序申报。”

“我真不要！”小花说得很坚决，“我单身已经多年了。”

局长很尴尬，笑容僵在了脸上。

“那好，开年后，表彰的荣誉多，你把我微信加上，有事常联系，也好让我向你这位名师学习学习。说句心里话，我从基层乡镇到教体局工作，在教育教学方面还比较生疏，还是个外行，要多向你们这些名师学习呢。”

局长就是局长，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加了局长的微信，小花出了机关办公大楼。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这是她在这城里生活这么多年，见过的最蓝的天。

有了局长的微信，小花就把自己每天工作认真梳理并编辑后发在微信朋友圈里。为了突出高度，她参考网上一些名师工作室的博客内容，借鉴名师们的经验，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她想，自己在行动上一定要向名师看齐。努力！再努力！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局长给她点赞，小花就心花怒放、美滋滋的。

她坚持每天编发，雷打不动。双休日，没有教学活动的时候，小花就转发一些关于教育理论前沿的文章、写一些教育教学感悟。她从不发负能量的或游山玩水的，或小女人小情调的内容，她觉得那太低俗了。她要进步，她要实现人生的转折和提升。

学校的教育教学、教研教改，小花都积极地冲在前列。她代的学生综合能力测试也名列前茅。学生家长们联合给小花送来了鲜艳的锦旗。她把和家长们的合影发到微信朋友圈里，点赞留言都刷屏了。

这些日子，让小花郁闷的是，局长很久没给她点赞了。她告诉同学虹，虹笑了：局长的朋友圈里上千人都不止，他要工作要生活，忙得分不开身，所以不点赞也正常。你就发你的，别管别人在意不在意。做啥事，贵在持之以恒。要相信，你已经是名师了。虹的一番话，又让小花欢欣鼓舞。

一年后，小花在全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上见到了局长。他已荣升为县级领导。他祝贺小花获得优秀教师称号，还亲自给她颁发了奖牌。

为了孩子

秦健和王文是同学。他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一起分配到了红岭中学任教。两个帅气的年轻人走进校园，校长脸上乐开了花。他忙前忙后地给他们安排着住处、让灶房的烧水工帮他们打扫房间卫生。几年了，这所学校都没有分来过新教师，见有新人分来，教工们都很稀奇，也很热情。

学校安排秦健和王文分别担任初一两个班的班主任。上岗就让带班，这在塬下学校任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可见山里学校多么缺教师。他俩就珍惜这难得的锻炼机会，踊跃接受了工作。压力就是动力，两位年轻人主动请教老教师，虚心学习，努力工作。

然而，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初一（2）班一个学生出走了。班主任是王文。这个孩子有厌学情绪，多次迟到、旷课，拒交作业，王文就狠狠地批评了他，罚站了几次，孩子非但没有交作业，反而离家出走了。

孩子的爷爷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找到班主任王文，说孩子出走是老师教育方法不当而导致的，要求学校承担责任。老人家大吵大嚷，脸上写满了对学校的愤怒。年轻教师王文不知所措，立即报告了校长。

在全体教师会上，校长严厉批评了王文，说他教育方法的确存在问题，要求他认真反思，写出书面检讨。这件事对年轻教师王文产生了巨大压力，他十分沮丧和悲观，都有了辞职的念头。

“校长，孩子出走是我上课时发现问题后批评他而导致的，我有责任。”秦健找到校长，要求承担责任，他给初一（2）班教数学。王文欲说什么，被秦健坚决地制止了。

秦健带着王文，买了糕点和水果，去那孩子家了解情况。他们得知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平时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那天，孩子回到家给爷爷奶奶撒了谎，说同学欺负他，老师瞧不起他，他上不成学了，要出去打工挣钱。孩子平日性情就烈，爷爷奶奶一切都宠着他，也就没有在意。第二天，才发现孩子离家出走了。

秦健和王文安慰着孩子的爷爷奶奶，分析孩子有可能去的地方。临别前，他们向老人要了孩子父母的电话，与在南方打工的孩子父亲进行了沟通，让他安心务工，并提醒他，如果孩子与他联系了，请别责怪孩子，及时把信息反馈给班主任。

他们告别孩子的爷爷奶奶，骑上摩托车，去附近的街镇寻找了孩子家所有的亲戚家以及塬下的砖瓦厂、街镇上的饭馆……几天的苦苦寻找，仍不见孩子的踪影，但他们没有泄气，仍然坚持寻找。

两个星期后，孩子的父亲打电话给秦健，说孩子在西安一家饭店打工，活儿又重又累，撑不住了，向他求救。可家长只知道在西安，具体位置却不清楚。秦健和王文就凭着家长给的一个固定公用电话号码，到电信公司查询，确定具体位置；再围绕着这部公用电话，在附近所有的饭馆寻人。

三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孩子。

星期天下午夜幕降临时，秦健和王文带着孩子回到了村里。他们推开他家的院门，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爷爷奶奶。老人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凶劲，而把“感谢”说了无数遍。

两天后，爷爷牵着孙子，拿着村干部帮忙写的《感谢信》，来到了学校。他对校长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把大红的《感谢信》双手交给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