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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乡村学校（第2页）

乡村学校

王文化校长年龄到了，就要退休了。

中心校给他办好了退休的手续，他随手往抽屉一扔，继续忙碌着。当下，管学生要紧。

清晨，在阳光跃上山头时，王校长按动电铃开始升国旗。《国歌》声中，他和两位教师、八名学生面向国旗，肃立致敬。最后，王校长做国旗下的讲话。他声音洪亮，唯恐高速路上穿行而过的汽车，淹没了他的声音。

上课，下课，自习，辅导，放学后，他依然认真地坚守着。

红岭小学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村里没有学校，王文化小的时候在对面的南岭小学上学，那是两个队合办的学校，办在南岭队上。上学时，南岭队的娃，趴在木板上，红岭队的娃，趴在土台上。那时年龄小，文化和伙伴们就去找队长告状，惹得两个队长吵了架。再说，两队之间，还有一条小河，到了雨季，小河一涨水，红岭村上学的娃就不方便了，都要大人们背过河去上学。

文化在南岭上完了小学，又去镇上上了初中，还考上了县上的高中；毕业后，他回到了村里。

“娃啊！你要争气。”队长拍着文化的肩膀，底气十足地说，“咱村上，就你一个把书读到高中了！”

那年秋天，一场连阴雨过后，南岭小学的房子垮塌了。为了维修房子筹措资金的事，两个队长闹翻了。

队长喊来文化，代表全队贫下中农写了份申请报告，强烈要求办自个的学校。夜晚，队长带着文化提着马灯，沿着山路，赶到公社，找到文教专干，递上申请报告，介绍了村里的孩子上学难的情况。不久，办学的事也就落实了。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教育专干这样说。文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红岭小学因地制宜就办在村东头的破庙里，六十几名学生，五个年级，文化一个人教。桌凳不够用，他从家里扛来父亲的棺木板子，自己加工；娃娃多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队上会计就来给他帮忙。

“山、石、土、田，日、月、水、火……”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山村就不再寂寞了。

学生逐年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校学生达到了一百六十名，教师增加到了九名。村民们投工投劳，捐钱捐物，集资兴学，齐心协力，把学校从村中搬了出来，建到了山梁上。校园规模大了，操场宽阔了，课间孩子们玩着游戏，追逐着，似一群快乐的鸟儿。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队上又一次掀起办学热潮，拆了土房子，建起了亮堂的教学楼，学校成了山坳里的风景，让人羡慕赞叹。

分配来的教师年轻活泼，琴棋书画，样样都行。从此，校园里的读书声伴着琴声、歌声、笑声，在山峦间回响。

六一儿童节到了，山下的校园，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一些献爱心的团体、个人，络绎不绝地从城里赶来。闭塞的山村校园充满了爱与关怀。

站在校园里的王校长，脸上漾着笑容。看着被爱心包围的学生和充满活力的教师，他心中升腾起巨大的满足感。他把在全市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上颁发的奖杯和证书，让每个教师看着抚摸着，心里甜滋滋的。

“这是大家的荣耀！”校长真诚地对大家说。他很激动地拿出手机，让人们欣赏记者采访他的照片，并重复着他面对记者镜头时的承诺：学校有学生，我就选择坚守！

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又一个暑假就要结束了。王校长通知两名教师到学校安排假期学习培训。组织他们学习上级文件，谈感想，讲体会，他再一次讲起红岭小学的历史和发展，说要坚持把学校办下去，要对得起黄土之下的老队长和土梁上埋着的先人们。学校上学期八名学生，毕业了三名，还剩五名了。守住他们，再动员新生入学。

夜晚，王文化在村里走东家，访西家，谈着教育，说着孩子上学的事。

他主要还是想掌握这五名学生是否有转学的动向，走了几家人，得知因种种原因他们都走不了，他心里才踏实了。他还得知，张婶嫁到山那边的哑女，女婿是个残疾，家距离镇上远，孙子毛旦七岁了，还没上学。他就给张婶表态，自己明天赶过去，把娃接过来住在外婆家，在村里上学。上学是大事，耽误不起。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村里又响起了鞭炮声。王文化听到了，激动地循声而去，看是有年轻人结婚，还是有人给娃过满月。有了村里的学校，就有了盼头，有了希望……

迎春花开

程宏发是企业家。去年，他返乡投资创办了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种植花木、果蔬，发展生态农业。今年，为了扩大公司规模，他又与镇政府签订了合同，征用了红岭小学的校园。

程宏发手拿盖有镇政府红印的合同，来校园里施工，被看守校园的校长王文治骂出了门。王文治当了三十年的校长，是宏发的启蒙老师，骂自己的学生理直气壮。

三年前，红岭小学撤了，教师们都分流了，就留下了空空荡荡的校园。

王文治校长和赵守信老师自告奋勇看守校园。他说，有他在，谁也别想打学校的主意。无奈，程宏发请我回老家去，帮他做老校长的工作。我俩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我就答应了他。

那天，我踏进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簇一簇的迎春花，清香扑鼻。两位老师看见我，无比激动，招呼一番后，就领着我们在没有了学生的校园里边走边回顾红岭小学的历史。红岭小学原名灯塔小学，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秀岭之上这座庙就成了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和联络的场所。为方便开展工作，党组织筹办了灯塔小学，由地下党员康文贤任校长。他是护送一位首长从湖北那边过来，留在这里的。学校又聘请了当地两名教师，边教书，边从事着革命工作。革命胜利后，康校长不愿做官，仍坚持在学校任教。

20世纪60年代末，在我上四年级的那个深秋，绵绵的阴雨下了长达二十多天，河水猛涨，山体滑坡。那天，康校长正在为我们上作文课，突然，山坡上滑下的泥石流涌向了教室西墙。靠东墙坐的同学翻窗户逃了出去，靠西墙坐的我和另三名同学（其中就有程宏发他爹），看着墙在垮塌就傻站着，来不及逃。这时，只见康校长冲过来，伸手用力把我们四个按在了木板下，让我们蜷缩着。瞬间，教室就垮塌了。当人们把我们救出来后，我和程宏发他爹受了点轻伤，那两名同学，一个腿骨折了，一个胳膊压断了。而康文贤校长被一根木料砸中头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恢复高考那年，我选择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我选择回到红岭小学，再未离开过。

“唉！”王校长叹着气，泪水充盈在他的眼眶。他说，“学生没了，学校也就没能保住。回家养老、管孙子，我又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就守在学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