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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父老乡亲（第2页）

在儿孙们面前，她对我爷顺从多，反对少，能给足爷爷面子，有别的想法，下来商量。对三个儿子，心里虽然有轻有重，但表面上绝对是一碗水端平。爹在三个儿子中是老大，平时干活最多，吃苦最多，我婆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对大儿子更多的是抱有一种欣赏。二爹自幼身体单薄，不能干重体力活，我婆总是让爷爷和爹从中帮衬，不让二爹过于劳累。我婆内心里最疼爱的还是三爸，三个儿子中，三爸当过兵，转业后成了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先后在建合、上宋公社当主任。

那时候，公社主任在老百姓眼里，就是顶天立地、赫赫有名的“大干部”，也是我爷我婆和全家人骄傲自豪的资本。那时候的农村，当爹娘的普遍疼爱碎儿子，我婆自然更是疼爱三爸。只是我婆心里有数，儿子们如果在一件事情上失去了什么，她一定会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给予弥补，把儿子儿媳们的关系处理得和睦融洽。

在三个儿媳妇面前，我婆从来不摆婆婆的架子，极少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时候，有事情总是轻声细语地和儿媳们商量。加上儿媳们谦让有加，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极少发生过婆媳不和、打捶骂仗的事情。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爹兄弟三人分了家。分家前我爷带着我爹和二爹拼死拼活在城背盖起了七间新房子，我爷和我婆、二爹、三爸全部搬到了城背新房子去住，只把我们一家留在了老屋。老屋房子破旧，院子狭窄，几乎就没有能够玩耍的地方，我就常常跑到城背新房子去找四弟润生、五弟五生玩。赶上吃饭，我婆总要给我和润生、五生做凉拌扁豆粉、热炒绿豆粉、搅团、糊汤等关中小吃。印象里我婆做的墩面最好吃。所谓墩面是指把面和软一点，面擀薄一点，下成一锅面，汤要少，捞出来以后盛在碗里，等面坨了以后再用刀切成方块，拌上油泼辣子和蒜水吃。那一种口感嫽得没边边，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口舌生津。

在我的印象里，我婆有两手绝活：一是会剪衣服和鞋样。村里的女娃娃、新媳妇剪衣服或者剪鞋样，常常来城背新房子找我婆帮忙。二是我婆会扎耳朵眼。陕西关中农村女娃娃出嫁时兴戴耳环，耳朵眼在三四岁就要扎好，村子里的女娃娃长到三四岁，通常由娘亲自带着来到城背新房子，找我婆给女娃娃们扎耳朵眼。好事做多了，换来的自然是村里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婆过世的那天，村子里的姑娘、媳妇都赶来吊唁送行……我爹我娘

当兵以后，特别是我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工作以后，每一次回老家探亲，看到爹娘日渐弯驼的腰和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涩涩的酸楚之感。爹和娘为我们操劳一生，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一天天变老，他们的形象在我心里却日益完美高大，成为我一生中最亲近、最崇敬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却朴实善良，为人厚道，通情达理，深谙做人做事的道理，有着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他们对黄土地的敬畏与虔诚，对儿女的百般呵护与疼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一）

爹叫刘思田，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上过学、念过书，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庄户人。只是在我的心目中，爹的平凡人生中透着不平凡，普通人生中透着不普通。他朴实无华的人生智慧和踏实肯干的劳动态度，赢得了全家大小乃至村里人的肯定与尊敬。

我爷和我婆在世的时候，爹作为家里的长子，肯于吃苦，敢于吃亏，乐于奉献。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二爹、三爸先后成了家。于是，我爷和我婆商量着让三个儿子分开自己过。三爸最小，成家最晚，当过兵，转业后在老家安排了工作，生活条件宽裕点，三爸三妈有娃娃后也需要我爷和我婆帮忙照管，我爷和我婆就和三爸一家一起过。

当时家里有两处院子，一处是庄子北头靠东侧的老屋，房子旧，院子小；另一处是爷爷和爹、二爹辛辛苦苦在城背盖起来的新房，三间上房、六间偏厦，院子既宽敞，又亮堂。如果按照年龄大小，按照对家里的贡献，爹完全可以分到城背的新房子。可爹看着爷和婆一筹莫展、左右为难的样子，主动对爷爷和婆说：“在家我是老大，就住老屋，城背的上房归你们二老住，偏厦房老二、老三各住一边。”

爷和婆吃惊地看着爹：“这么分不合适吧？你是老大，平时干活最多，贡献最大，你一家人住新房子谁也不会有意见。你这么分家菊彦（我娘）背不住有想法。”

“菊彦的工作我来做。”爹态度坚决地说。

“再商量商量吧！”婆有些过意不去，于心不忍。

“您二老跟老三过，老三必须和您二老一起住城背。老二孩子小，身体弱，住城背新房子最合适。我虽然暂时住老屋，房子是旧了点，可我大娃天赐大了，能担上力了，我们苦巴巴再干几年，保不住就能从老屋搬出去，批个新院子把新房盖起来。”爹深思熟虑后设身处地地说。

爷和婆感到爹说得在理，也就顺水推舟了。

在关中农村，一个家庭分家，由于儿媳妇之间容易计较，老人怕掌握不好平衡，通常都要请舅舅出面调解，或者请村长说话，这个家才能分下去。否则，儿媳之间不骂几回仗，打几次捶，这个家是分不下去的。可由于爹的高风亮节，主动退让，平平稳稳中就把家给分了。

据说娘当时确实有些想法，但由于爹的坚持，娘也就夫唱妇随了。

爹由此赢得了二爹、二娘和三爸、三妈发自内心的尊敬。爹的顾全大局让兄弟三人分家后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倒走得更近了，二爹和三爸经常会到我们家坐一坐。他们兄弟三人的关系，着实让村子里的人羡慕不已。

爹和三爸还有一层患难关系。爹比三爸大十八岁，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关中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由于生活所迫，全家人外出逃难。当时爹年轻力壮，负责挑担子，一头是全家人的行李，一头是个小竹筐，竹筐里坐的就是刚满两岁的三爸。有这一份情谊在里头，三爸自小对爹就非常敬重，转业回老家安排工作后，只要回家看望爷和婆，都要去看爹，兄弟两个的关系，在三爸单位和我们村子里都传为佳话。平时，二爹二娘和三爸三妈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爹娘送一份尝尝。娘也是以礼相待，与二娘、三妈来往密切。

长大后我才明白，爹在两个兄弟跟前不争不抢，正是他做人的一种胸怀与智慧。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爹又是一个踏实肯干、办事细心的庄户人。爹平时寡言少语，但朴实能干，勤恳踏实，干活手脚麻利，在务庄稼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好把式”。平日里无论是给生产队干活，还是给自家自留地干活，爹都是想在前头，干在前头，不知道什么叫偷奸耍滑，什么叫推三阻四。

小时候，我跟着爹给生产队干过两次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是给生产队饲养室拉土。早晨一上工，家家户户的架子车都拉出来了，两个人一辆车，有父女俩、母子俩、姐妹俩、兄弟俩，还有夫妻俩，一个负责拉，一个帮着推。参加拉土的架子车很多，前头已经到了村子东边的土壕里，后面的还排在村子口，蛇形般的架子车队，把从村子口到东壕边的人行道基本都占满了。当天的分工是：爹和三个年轻人负责挖土，十几个男劳力负责往架子车里装土，其他人负责往饲养室拉土。爹有挖土的窍门。他先用头把土崖下面掏空，再上到壕岸用头挖几下，一条细细的土缝就裂开了，三个年轻人一起用头一别，再一使劲，土块就哗啦啦地塌下来。爹和负责挖土的几个年轻人用头把土块捣碎，足够几十辆架子车拉一阵子。

生产队是集体劳动，偶尔也有干活不卖力、不使劲的。爹从不这样，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趁着壕里的土够用，他又拿起放在一旁的铁锨，腰一弯腿一蹬一锨土，腰一弯腿一蹬又是一锨土，不一会儿就能装好一车。第二辆、第三辆架子车上来也是如此。等土装得差不多了，他又去挖土，等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第二次是给生产队麦田锄草。年轻人凑在一起喜欢说说笑笑，可爹一到地里头，只顾埋头干活，不一会儿就把其他人甩出好远。有的年轻人劝爹干慢点，爹说：“锄草这种活，不能边干活边说话，容易分神，出活慢不说，草也锄不干净，搞不好还会把小麦当草锄掉。”

爹干活做事，总是处在一种忘我状态。生产队评选劳动模范，有几年爹总是榜上有名。

后来，生产队安排爹去喂牲口。喂牲口是个细活、熬夜活，爹踏踏实实、默默无闻，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村子里其他几个喂牲口的老汉为了能熬夜，晚上必须熬茶喝，不喝茶就打瞌睡。爹没有喝茶的习惯，更不喝浓茶，但是到了晚上，他照样勤起夜、勤拌草料。尤其是喂马、驴、骡子等高脚牲口，爹更是精心，像伺候人一样地伺候牲口，不仅把牲口喂得又肥又壮，毛色也好看。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晚上熬夜喂牲口，不在于喝不喝茶，关键是责任心，有责任心的饲养员，晚上不喝茶也能勤起夜，把牲口喂好。

对牲口圈爹也是勤打扫、勤起圈、勤垫土，把一个又脏又臭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用爹的话说：“喂牲口这活，没啥好办法，一句话，勤快，细心，把牲口当人一样伺候。”后来，爹喂牲口的经验不仅推广到了大队，公社也组织喂牲口的人来村子里参观，爹被县里评为“模范饲养员”。

几年后，生产队又派爹到三岔河种菜。种菜是个体力活，更是个细心活、良心活，不仅要勤快、细心，千方百计地把菜种好，还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心地干净。菜地在三岔河东侧靠北头，与张家村的菜地遥遥相望，距离村子有二三里路，比较远。种菜比种庄稼金贵，必须靠近水源，精心照顾。在三岔河，分别从刘家沟、王家沟、双安沟流出的三条河在此汇聚，水源充盈，是种菜的好地方。到了菜地里，爹先修了一条能贯通整个菜地的水渠，从村子里拉来有机肥料，开始深翻、平整和细耙土地，再把平整好的菜地分成一垄一垄，把有机肥料一次性施足施透，接下来就下种。

十几天后，平展展的蔬菜地开始出苗了。爹又开始浇水，一垄一垄地浇，一次性浇透。半个月后，青莹莹的菜地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长得青翠嫩绿，煞是好看。

从这时候起，爹就在菜地旁边搭了窝棚，白天晚上都吃住在菜地里，每顿饭都是大哥或者我给爹送。

那时候种菜，只是满足本村村民吃菜的需求，很少把菜拉到集市上去交易，交易蔬菜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