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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奥 法尔哥尼（第1页）

梅里美有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讲科西嘉岛上有个叫马铁奥·法尔哥尼的农民，为人豪爽重侠义。同岛上其他居民一样，他认为法律和官府不讲公平与正义。有一天，他有事外出，只留下他的十岁的儿子在家。一个被官兵追捕受了伤的“强盗”

到他家要求避难，儿子得了“强盗”的钱就将他藏了起来。官兵赶到，用一只金表引诱儿子说出“强盗”的躲藏处。“强盗”被捕了。法尔哥尼回家后得知这事，为了伸张正义，亲手处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冯梦龙所著《笑林》有一个“露水桌子”的笑话：“一人偶于露水桌子上以指戏画‘我要做皇帝’五字。仇家见之，即掮桌赴府，首彼‘谋反’。值官府未出，日光中，露水以灭迹矣。众问：‘汝掮桌至此何为？’答曰：‘我有桌子一堂，特把这张来看样，不知老爷要买否’？”告密这事情古今有之，历来被正常人类所不齿，因为它破坏了人类彼此相处的亲情友谊道德基础和站队的底线。犹大告密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苏格拉底被告密者检举；崇侯虎举报周伯昌，沈括检举苏东坡；顾顺章告密破坏了上海的地下党；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告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不像国家不类家。儿子举报父亲，丈夫揭发妻子，母亲被枪毙了孩子不敢让自己的哭声被邻居听见，还需要上缴五分钱作为枪毙母亲的子弹费。

举报告密是统治者常用的驭民术，史书记载最早的由统治者搞的系统性举报告密见于《国语·周语》，周厉王为了控制百姓言论，找了卫巫秘密监视城内百姓。巫者一来，人人恐惧，“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后，愤怒的国人把周厉王赶出国都，流放到彘，周厉王死在了那里。

商鞅在秦国执政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把老百姓按五家、十家编在一起，让他们相互监督，谁有犯罪倾向或作奸犯科的可能而不立刻向上告密则通同犯罪，一起处置。这叫“连坐”。商鞅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失势被车裂，但秦并没有废除商鞅之法，告奸连坐这一套治民方式还在实行。商鞅之法奠定了秦国强大和消灭东方六国的基础，但同时也奠定了秦夭亡的先机，酷秦经历不到二十年即被愤怒的民众彻底推翻。

唐武则天时代，酷吏来俊臣与万国俊撰写了《告密罗织经》，作为有志于酷吏者们的指导思想：“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看主子脸色，办案靠告密和酷刑。办案子的关键在于查出谁是奸人，《告密罗织经》有“察奸”一节：“上所用者，奸亦为忠；上所弃者，忠亦为奸。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皇帝没有具体指谁，那么在酷吏看来，“人皆可罪”。如果你想害某人，可以通过告密举报，把各种零碎不彰显的言论行为凑在一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奸人”形象就会显露出来，再通过酷刑没有不认罪的。兔死狗烹，武则天消灭完反对者之后，借一些细故把这些酷吏一一处死。镇压反对派时，武氏存心过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酷吏的滥杀正是迎合上意，待事过之后，用杀酷吏以平民愤，并假惺惺地说“岂不有冤滥耶”？

虽然举报和告密是统治者的驭民术，然而这种风气一旦刹不住车，就会伤害到儒家的道德基础建设，比如“亲亲相隐”原则，而这是统治者长治久安所需要的。举报告密制度在短期内对于维稳固然有用，而一旦寻求长治久安，就要把握好这个制度与其他治国理念原则的平衡点。毕竟卖人头这事情，是人心里都厌恶三分。《三国演义》里的苗泽向曹操举报了姐夫黄奎一家，曹操杀了谋反的黄奎，转头又把告密的苗泽杀了，可见曹操也明白告密无底线的危害。史书记载，汉文帝时期曾下诏“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有宋一代虽然依“法统”

治，但总的说来政风较为宽和。宋仁宗厌恶官僚间的恶斗，曾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宋史·仁宗本纪》）。后又下诏“察辩激巧伪者加放黜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这是用政策的手段对付相互揭短的官员。到了神宗朝，相互告讦变本加厉，徽宗时期形成一个高峰，由此导致北蛮入侵，国家灭亡。宋是皇帝有意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而士大夫之间互相告密、敌视，也使皇帝处境尴尬，感到不快，所以才数度下诏禁止告讦。然而，皇权专制本质上是排斥异见的，皇帝需要有告密者帮助维护自身统治，因此即使再宽大，也不能任凭反对者泛滥，例如颇带点人情味的“亲亲相隐”，就不适用于谋反大罪。告密这个最龌龊、最能体现人性之恶的行为，数千年来不绝于世。

（202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