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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1页）

加一个急诊

写这篇文章前就预测有很多正义群众看了会骂，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孙文斌案发于12月24日，昨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已经一审宣判。从案发到一审宣判仅仅23天。23天是啥概念呢？这么说吧，刑事诉讼程序中常见的刑拘期限都是30天。类似于这样涉及人命的刑事案件，从案发到一审结束，耗时1年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

孙文斌草菅人命，尔亦草菅人命乎？

一个正常的刑事案件，其证据群通常由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组成。作为证据之王的被告人供述，在纠问式审判中是最受重视的，尽管这种重视备受争议。就人的思维认知来说，编造的假话与真话相比其记忆性明显是不足的，假话需要用背诵等方式强化记忆，真话来源于自己的客观经历，不需要强化记忆。如果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再怎么说都是那样，但如果是编造出来的谎话，多说几次就会露出马脚。这就是为什么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要对被告人反复做笔录，而且隔三岔五再去问同样问题的原因。就孙文斌案来说，短短23天，连固定被告人供述内容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

如果有人说孙文斌杀医过程有视频为证，何必还去强调口供？那么孙文斌杀人的原因在23天里足够查清吗？孙文斌杀人的原因自然有各方说法，孙文斌肯定有自己的说法，但单有他的说法肯定是不够的，这就还需要去了解其他的说法，比如孙文斌家属的说法，医院其他医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固定证人证言的过程，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时间，但这个问题很重要。

警察制作现场勘验笔录需要花费时间。

被害医生的死亡结论需要法医花时间。

还有刑事诉讼正常程序下需要耗费的时间：公安承办接案，写出初步立案报告，报上级领导批，把案件初步材料报检察院批捕，检察院承办看材料，报领导批，案件回到公安继续深化侦查，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检察院公诉部门确立承办人看卷，会见被告人，提出初步意见报领导批，再制作起诉书向法院移送。然后法院立案部门接案分案，组成合议庭，提前向辩护人送达开庭通知或者庭前会议通知，安排开庭时间等。

且慢，辩护人呢？

这23天里辩护人能干啥？23天里给辩护人的时间是几个小时？

不知道这个案件里的辩护人是咋做的，也许是法援吧。但最低程度的辩护，律师至少要去会见一次（要求真的不高，只是会见一次），和被告人打个照面，说句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还是需要的吧？会见一次，加上阅卷时间，两到三天是最低要求。

不知道孙文斌案里的相关司法部门和辩护人是如何完成这些繁杂琐碎的工作任务的，我只能弱弱地说一句：孙文斌案里缺乏程序正义。

这里面有个暗黑逻辑：如果恶人就可以不需要程序正义，那么所谓恶人的认定标准由谁执掌？普通民众？还是挟民意令天下的某些人？标签恶人之人，是否某天也会被标签？

程序正义不是给好人的，程序正义是给所有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包括你我，包括孙文斌。

民众只有朴素的法律观，民众评价孙文斌为恶人无可厚非，但司法人员的眼里不该有恶人，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眼里应该只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为司法人员是维护法律观、道德观，具有独立精神的专业人员。倘若精英不精英，乡绅不乡绅，那这个社会的结构也差不多该崩塌了。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2020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说，法官的责任不在跟随民众的意愿—不论是大众还是小众的意愿。法官应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

本人深以为然。

最后讲一个真实的医闹故事。

老家思茅民风剽悍，看淡生死。剽悍到啥程度呢？思茅地处地震带，震得多了，大家对地震都不以为然，该睡睡该睡下来干嘛就干嘛。据说有一次地震后政府统计受伤人数，发现只有一人受伤，这个受伤的人是因为半夜被震醒后跳窗把脚伤了，此人到了医院就诊被医生嘲笑，说你跑什么跑嘛才是个地震，是不是睡错床了怕被砸？

话扯远了回到正题。既然民风剽悍，就常有喝酒打架的半夜被送进医院急诊，为此医生常少不了被打被骂。父亲从部队转业后进医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发现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把保卫科长叫过去臭骂一顿，说你们保卫科是干什么用的？还配着枪！（那时没有盾牌、钢叉等常规安保器械。）一帮日脓包！保卫科长很委屈，说都是小地方的人，以后人家来报复咋办？再说开枪万一出人命了咋办？父亲接着骂，说你是不是汉子？被人家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今天我洪副院长命令你们，以后遇到这些小半截敢来医院闹、敢来打医生的就开枪。保卫科长喜上眉梢说是了是了。过了一阵，当地总站有名的小流氓半夜来急诊室闹，医生赶紧电话叫保卫科长，保卫科长拎了五四枪赶过去，说了半天没有结果，小流氓扑上来要动手，保卫科长二话不说甩手就是一枪把人放倒，然后对急诊室医生说了一句：加一个急诊。

警察来了看看是小流氓躺在病床上，带着一股酒味在哼哼就明白了七八分，说这就是正当防卫嘛。

此后再没人敢来思茅地区医院急诊室惹医生。

（2020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