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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谍影（第1页）

刚到哨卡我有点迷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我还是昏昏沉沉。我连哨卡的方位也弄不清楚。连队宣布老兵带新兵上夜哨，这个规定至少要坚持两个星期。新兵刚到，什么都不明白。老兵得教他如何去哨位，如何观察地形地物，如何交接班，如何照看每一个宿舍的火炉子。

半夜里，我睡得正热乎的时候被人推醒来。黑暗中，詹河站在我面前。哨兵上哨、出哨和收哨都不准点灯。我跳起来三两下穿好衣服，全副武装和詹河一起到哨位去。

詹河是１９７６年入伍的，早我一年罢了。然而，现在是老兵了。我们一起到营区大门口，登上哨楼。

上一班哨也是一个老兵带一名新兵。詹河凑上前去问：“有什么情况？”那位老兵说：“没有。”接着交代了口令。

我感到挺新鲜。小小哨楼两米见方，一扇薄薄的门，墙也不厚，一道土楼梯弯上来。这样的哨楼只能避风挡雪是不是？

我从院子里走过来时被冷风一激，有一点冷。詹河把门关上。

哨楼上有三个观察孔，都只有一巴掌大，上面嵌着玻璃。

我们从观察孔往外看。

这夜月色朦胧，哨卡前面的谷地白花花一片，积雪还没有化呢。我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我从玻璃孔里使劲往外瞅，问：“苏联在哪里？”詹河也在玻璃孔上瞄瞄，指前面说：“那里。”

我看见白花花的一片那面有一道亮光。我问：“那是什么？”

詹河说：“冰河。”冰河白天我已经去过了，我曾去那里拉水。

我说：“冰河那面就是苏联，是不是？”詹河说：“不是。”“那他们在哪里？”“在山那边。”山在冰河那边。月色中，可见它朦胧的身影。白天我已见识过它了。山很高、很陡，到处都是绝壁。虽是阳山，到３月雪还没化。我的印象中，它的方向应是东边，而詹河明明白白告诉我，这个方向是北。白天，我在冰河拉水时，我以为这就是界河。尽管河对面空空荡荡，从河岸到山脚是布满石头的斜坡，但我依然非常警惕。我老以为那边就是苏联，不然，我们的哨卡和阵地修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当时我问过和我一起去拉水的副班长董良，他支吾了一声没有给我说清楚。现在我要上夜哨了，我想我们面对的是苏联，不然，我在岗楼里放哨有什么意思！我并不害怕，我很喜欢刺激。现在，詹河又告诉我，河对面不是苏联！我问得很郑重，我认为这事非常重要。我问：“这山叫什么名字？”詹河说：“塔木泰克。”我说：“苏联在山那边多远？”詹河说：“少说也有五公里。”我一下子泄了气，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

詹河说：“现在你知道没什么事了吧？来，我们点烟抽。”

我说：“哨位上不是不准抽烟吗？”他说：“咱们换着抽。”他蹲下去点着一支烟，说：“你往外盯视，我抽几口。”

詹河抽过几口给我交代地形地物，末了说：“我们主要是把守这个口子，不要让特务溜过去。”我说：“有特务吗？”詹河说：“怎么没有？”我说：“这么宽的地方怎么把守得住？”

詹河说：“到处都是雪山，他们必须从这里过去。他们来了，你就喊口令。如果他们答不上来，还向哨卡接近，你就朝天开枪。这是警告，你不要没警告就朝他开枪，万一你弄错了，打死了老乡或者别的什么人。”

我说：“有那号事吗？”詹河说：“怎么没有？去年警卫连，就是我们一年入伍的兵，一紧张开枪把自己的连长给打死了。”我说：“怎么回事？”詹河说：“他是新兵，是不是？连长夜里查哨，想考验一下他的警惕性。连长去的时候把羊皮大衣反穿上，装成一只羊，向哨位接近。他问了一声口令，连长没有答，趴地上不动了。他抬手就是一枪。听见哎哟一声跑过去看才知是连长……你就记住，有什么情况先问口令，他不答，你先朝天开枪。朝天一开枪，大家都惊醒了不是？真有特务，这时候抓他也不迟。千万不要随便朝目标开枪，打错了人。”

我想，边界既然离我们这么远，这事不可能发生。詹河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可不要大意。边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说：“有那么严重？”詹河说：“怎么没有？你瞧着吧，特务经常在我们哨卡附近打信号弹呢。”

值这么一班哨，我对詹河印象挺好，我看出他是一个热心肠人。

他说：“你是知青不是？”我说：“是。”他说：“来，我们站起来抽。”我们一人叼半截烟。詹河说：“别走出去就是，别让人看见明火。看见明火，敌人就发现目标。我从来不在哨楼外抽烟。那对自己不好，是不是？搞不好为这一支烟把命送了。你是知青，你怎么到这里当兵来了？”

我认为，知青和来不来这里当兵没有必然联系。

我说：“你家在哪里？”他说：“我家在河北，河北武安。

太行山，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太行山，那地方有条红旗渠。”他说：“我们这一批兵都来自太行山区。但是，一部分家在山下，是平川；一部分家在山里。在山里的都是涉县人，他们是真正的太行山人。而我们是武安，我家在平川坝子里。”他说完后，用炯炯的眼睛看我。我赶紧点头，同意来自坝子里的人有点优越。

我对苏联离我们哨卡那么远有点泄气，我当兵就是冲着边防来的。我过去想象的边防，两国之间是隔着一道墙，最次也是隔着一道铁丝网。然后是两国军队隔边界对峙，人成天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那很有意思，是不是？

在我当兵离开家乡之前，大概是前一个月吧，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雪山上。雪山上到处都是雪，软软的，像我们家乡冬天的那种软雪。我在站哨。岗楼在一面雪坡上，是那种我在家乡见到过的，木质的，和邮政局投信箱一样颜色的绿色岗楼。我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戴一顶绿色的棉军帽，背一支带刺刀的步枪，从岗楼里走出来。我那么浪漫，我走出来后就斜靠在岗楼上，看远方的天空。我看远方有没有人在看我，我在保卫国防呢，应该有人看我才对。而在附近，雪坡下面，一道铁丝网那面，同样的一座岗楼边，站着一名苏联士兵。我走过去顺着铁丝网走。他也走过来。我们都沿着铁丝网走，谁也不招呼谁。有时目光相遇了，就警惕地点一点头。

现在，我就在雪山上。我们的哨卡就在边境。而我们哨卡的岗楼却是土坯砌的，涂一层薄薄的黄泥。边界还在山那边，在冰山上，不爬山根本无法接近。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敌情，我有点怀疑。

夏季到了，哨卡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检查出入禁区的人。

５月初，牧民开始游牧到雪山来，他们都要从哨卡大门外经过。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民兵，是配合我们守边防的人。但是，他们出入禁区时都得亮证，就是边防通行证。对那些年年来，哨卡干部和老兵们都认识的老民兵，我们不看证件也就放过去了。但是，对陌生人———第一次来禁区的，我们都要仔细盘查，把证件看清楚。干部们提醒：虽然都是民兵，但不排除里面混有坏人。

果然，在夏天的夜晚，信号弹就在哨卡附近打起来了。我第一次看见信号弹在附近打起来，曾经紧张了片刻。我一个人在站哨。我从岗楼上看见，信号弹从哨卡东边的戈壁滩上升起。我仔细朝那里观察，看不见人影。黄色的信号弹很亮，一瞬间照亮了夜空。我跑进连部，叫醒连长。我说：“连长，有信号弹！”连长说：“哪里？”我说：“哨卡东边。”连长打了个哈欠，说：“继续观察。”翻个身又睡了。这么大的敌情，连长居然又睡了！我回到哨位上，不眨眼地朝四周观察：平安无事！我给下一班哨兵交哨时，说：“刚才东边打了一颗信号弹。”接哨的是卫生员王小国，他是老兵。他手里打着手电筒，说：“你在哨楼上警戒，我过去瞅瞅。”他打着手电筒转了一圈回来说：“没事。”我说：“那是谁打的呢？”他说：“遥控发射，多得很。”我说：“那总有人把它放在那里吧？”他说：“那还不容易。他们过来，收买牧民，牧民把它们随便扔在哨卡附近就不管了。他们想什么时候发射就遥控发射。”第二天早晨，我去头天夜里升起信号弹的地方看，居然没有一点痕迹。

果然很多，每隔几夜就有站夜哨的哨兵到连部叫连长，说发现了信号弹。连长有时连身也不翻，问：“还有什么动静？”

进来报告的全是新兵。而老兵都习惯了，发现信号弹，除了多一份警惕，给下一班哨兵叮嘱一声之外，不做特殊处理。

我后来上夜哨，又发现了几次信号弹。一次从河边升起，绿色的，把河水照得绿光闪闪。还有一次从阵地边升起，白色的。第二天，我又去升起信号弹的地方看，又是没有任何痕迹。见得多了，我们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哨兵自己多一份警惕而已。

这样的边境地带，有没有什么特务呢？有一次，在卫生室，我、军医杨金玉、卫生员王小国一起聊这件事。王小国是一个心细的人，他说：“怎么没有？总之在边境要处处小心。”

他早我两年到部队。我说：“你见过特务吗？”他瞪着眼看我，说：“没有———不过，我没见过不等于没有。”“你见过吗？”

我问杨医生。他是１９６８年入伍，早我九年到部队，以他的阅历一定见过了。我瞅着他。杨医生把正在抽的一个烟头扔进垃圾桶里，说：“我见过。”我一下子来了精神，问：“在哪里？”

杨医生平静地说：“在团里。”我说：“什么特务？他来干什么？捉住他没有？你怎么看见的？”杨医生清清嗓子，说：“我们经常看见放信号弹，那不算啥。那是过来了个把土特务。他们带了信号弹来，花钱收买牧民。他们也就是放两颗信号弹骚扰我们一下罢了，别的也干不了什么。”我说：“你见到的特务呢？”他笑笑说：“你别着急。其实，我看见他时，他已经死了。不过，那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我们从他那把袖珍小手枪来判断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接到上级的通报说，有特务过来了。老乡觉悟很高，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情。我们因此发现了特务的踪迹。这特务知道我们发现他了，想往出跑，但是，他迷路了。我们的人追他时，他跑进了一条山沟。这条山沟根本走不通。他进去后再没法往别处去了。他绝望了，便开枪自杀了。”

杨金玉说完笑眯眯的。

“这就完了？”我说。

“完了。”杨金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