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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蝴蝶结（第1页）

OJ大姐比我大13岁，在我的印象中很是淡薄，因为她在1956年就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为国家寻找石油去了，把她的青春献给了亲爱的祖国。那时我才6岁，懂啥？

后来我才知道，她特别喜欢美丽的蝴蝶结。她到内蒙古后曾来过一信，要家里给她寄上海的蝴蝶结。那次忙坏了父亲，大暑天忙了一下午，才帮她买到她要的颜色和式样的蝴蝶结。那是个天蓝色还镶着蛋黄边美丽的蝴蝶结，装在纸盒里，纸盒上有个方孔，上面有块玻璃纸能看到那蝴蝶结。我想她在上海时肯定也喜欢戴这种蝴蝶结。这个美丽的蝴蝶结和我大姐很配，她有个美丽的脸蛋，在我小时记忆中，家里仅有她的一张照片，梳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圆润白净的脸，两只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微笑着，煞是好看，她是我们家四个女孩中最漂亮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每看到美丽的蝴蝶结就会想起大姐，那是她喜欢的东西；想起大姐又似乎会看到那个美丽的蝴蝶结，大姐和它一样美丽。

我们家的女孩名字里应该有个“美”字的，大姐也应该有那字，但大姐马佩英年轻时

在后来的第一次户口登记里，阴错阳差地把她的“美”字登记成“佩”

字了，家里也没去更改，觉得一样。不知是否名字的改变，她的命运和家里人不同，远离了上海。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要发展，石油是国家发展的命脉。面对帝国主义封锁，国家动员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寻找石油。家里仅父亲一人工作，要养活七个人，母亲也没有经济收入，家里经济拮据，大姐就自己去报名离家，到内蒙古石油钻探队去工作了。

大姐第一次回上海，已是两三年后的事了，她已结婚，来上海生第一个小孩小娥的。我已有一些记忆。她那蜡黄的脸，配着瘦弱的身子，本来就矮小，看上去老了很多。大概是那里生活艰辛，小孩是不足月出生的，只有四五斤的样子，还在暖箱里抢救了一段时间。家里人去看后，都说那小孩很瘦，显得眼睛很大，哭起来声音低低的，好像没什么力气，手老是要塞进嘴里，大概太要吃的。大家都担心小孩能否抢救回来。

大姐从医院里出来，脸色已比来时好多了，恢复了过去的红润。小娥也从暖箱里度过危险期，可以出院了。还好大姐奶水足，没过几个月，小娥就和一般孩子一样健康了。从她出生100天到时影照相馆拍的照片来看，她已能背靠枕头坐着了。大姐将小娥的照片寄给大姐夫，他应该会很高兴。

大姐是请假回上海生孩子的。他们在内蒙古的生活非常艰苦，那是大姐空闲时，我们闲聊，讲给我们听的。他们在内蒙古荒山野林里寻找石油矿藏，周围没有人，常常会遇到野兽。寒冷伴随着他们。晚上睡在帐篷里，有时会遇到野兽误入帐篷，把他们吓得半死。有时还会碰见小偷或强盗，到他们帐篷来偷东西，他们只好假装睡着，任其偷窃，否则怕出意外。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小女孩多么需要有男人保护，我姐夫就在那时追求我大姐，给追成功的。大姐夫也是广东人，但和我们祖籍的广东潮州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在我后来念大学时学的《现代汉语》中，中国的八大语系里，广东就占了四大语系，潮州话属于闽南语系，大姐夫的广东开平属于粤语系。以致后来大姐到他的家乡去生活，遇到语言上的很多困难。那是后话。

大姐在上海过产假，家里人都劝她不要再去了，尤其是我的二姐，更是积极，给她跑派出所，帮她报户口。主管民警金同志就住在我们地块，很是同情，根据政策，勘探队没有固定住地，大人和所生孩子可以报进大城市户口。大姐和小娥很快落实了户口。大姐是个开朗活泼的人，平时虽然言语不多，有时也会和二姐、三姐一起唱唱歌，俄罗斯歌曲她们很是熟悉的，大概那时中国和苏联老大哥关系好，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唱。还有就是唱《勘探队员之歌》，不知是大姐听了这首歌而去内蒙古，还是她在内蒙古勘探时时常唱这歌曲，唱得很有感情。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那优美的旋律，至今每每哼起这歌曲，就会想起我的大姐，似乎看到一个美丽的蝴蝶在前面翻飞，看到她背着行囊，在山上爬行，看到她的帐篷。

那时粮食很紧张，大姐奶水足，有时将小娥配给的奶糕，拿一部分出来拧成粉，摊饼给我们吃。那饼奶香味真浓。

大姐又恢复过去的模样，白净的脸又开始圆起来了，脸上时有微笑，我又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蝴蝶结。但每次大姐夫来信后，她常会发呆，有时看到她眼圈红红的。后来我才知道，姐夫来信要她快回去工作，还在信里写：休假日，人家都在外面高兴地玩，我很孤单，在家里哭。希望大姐赶快回到他身边。后来大姐夫写信来问，是不是在上海有新的爱人了？弄得大姐很是尴尬。大姐终于逃不过感情的围剿，注销了户口回内蒙古去了，但她将小娥寄放在我们家里。

小娥虽然瘦小，但走路还算灵活，她学走路时，沿着凳椅，扶着墙壁走路的样子，在很多年后还会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有时抱着她出外散步，有好几次，我抱着她在露香园路近人民路的糖果店里，用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买两粒太妃奶糖，记得零拆卖是三分钱两粒。我总拆开一粒糖纸，咬半粒，另半粒就塞进她的嘴里。有时她睡着了，头就歪在我的肩上。

大姐第二次回上海，是为了生女儿小琴而辞职的。那时国家面临困难，寻找石油没有进展，大姐怀孕，就向组织上请求调动工作。上海周围哪有石油可勘探，就调她到安徽某单位工作。她要回上海生孩子，只得辞了工作。

大姐这次回上海时，和上次一样，面黄肌瘦，但小琴生下来倒是白白胖胖。家里人都思忖着她生好孩子后的工作动向，看看在上海能否找到工作。二姐还是那样积极，去找派出所的专管员金同志，要将大姐的户口报进来。不知是户口政策紧了，还是这次大姐没了原有的勘探人报户口的优惠政策，金同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批下来。二姐可是有一股盯劲儿和磨劲儿，几乎天天跑派出所。金同志终于松口，大姐连同二女儿小琴都报进了上海户口。这头刚刚落定，那边大姐夫工作也发生变化了，国家要精简人员，要么将他们下放到北方周围的农村，要么自己老家有住房，就回老家。大姐夫和大姐都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既解决生活问题，又不夫妻分居两地。我曾看到大姐夫写给我父母的信，大概和我父母谈及他们今后的生活问题，当然希望岳父母大人能够支持，下面落款“愚婿何锐冠”。他虽然是卑谦的称呼，但由于姐姐吃苦的原因，在我心中对他没一点好感。

有一天，忽然大姐夫拿着帆布行李袋，推门踏进我们家。人还没进门，那广东普通话已抢先灌了进来。“广东去，统统去。”这时我才仔细看到，大姐夫是个高瘦个子，五官还算端正，虽然微笑着，但没有一点儒雅气质。

原来，他决定回老家生活了，反正家乡在广东农村有房子，也能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当时国家的政策，上海也执行，厂里职工在家乡有房子的，优先动员回老家。我们的隔壁邻居叫“咸菜露”的，也被动员全家回安徽农村了。大姐夫老家在广东开平县，家里父母给他们兄弟几个都建造了一套房子，大姐夫当然选择回乡生活了。据说当时组织上和他讲好，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为国家分担困难，组织上是知道的，以后国家好了，会来叫你们恢复工作的，大姐就随大姐夫回广东老家了。大姐的户口第三次迁出上海，以后再没机会迁回来了，连同大姐的户口迁出的还有她的两个女儿小娥和小琴。那次大姐夫带来的内蒙古的饼干，干干的，我们吃了很没味道，就像他的人一样，没有味道。

大姐他们回广东了，初回时还常常给我父母来信，讲他们那里的情况，总安慰老人，他们在那生活得很好；有时也讲到两个小孩的事，“小娥还会去放牛”。她仅六七岁啊，瘦瘦的身影使我们唏嘘不已。在上海，这种年龄的女孩，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她就要去学着劳动了。记得那时我已开始学着记日记，日记本里就有那页小娥牵着牛到山上去放大姐马佩英和大姐夫何锐冠

牧的记载。我们家人都很难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收到大姐的来信，说是要找原勘探队的领导交涉，说好国家经济好转了，会招他们回去，他们要求落实政策，他们还联络了过去的一些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消息了，不知道去找谁了，过去的领导都换了，新领导根本不知道这事，国家也没有这方面的新政策。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大篇报道的我国32111石油钻井队扑灭大火、寻到国家石油的动人报道，还刊登了好些个英雄人物的事迹。大姐给我们来信说，他们那时所在的石油勘探队是32119队，这些队伍都是在内蒙古等大西北为国家寻找石油的。可惜他们没有撑到找到石油的那一天，就响应国家号召，回乡种地了。翻过了那一页，再也翻不过来了。

“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三姐到广州后就买了车票到大姐所在的开平县去了。原以为很快能找到大姐住地，没想到他们的山塘村还要乘半天的船，真是在乡村的角落里，枪打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但三姐在问询山塘村时，竟然发现当地人都知道有个上海漂亮的姑娘嫁到山塘村，肯定当时在当地有点轰动效应，否则怎么会这么长时间还有那么多人知道！

三姐见到大姐，大姐很是惊讶。大姐也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变成了干瘪的老太了。她尽量穿上当时从上海带去的衣裤，使三姐不要太陌生。三姐见到小琴时给过她5毛的见面礼。第二天，大姐到肉铺去买肉，讲好切5毛钱肉的，卖主多切了几分钱，大姐口袋里就是拿不出再多的钱，还是三姐递上钱，才将肉买回。三姐很是心酸。大姐在三姐面前总是讲她在那里已习惯了。刚来时，第一关就是语言关。她会讲的，人家听不懂，人家讲的她听不懂。只得做聋哑，或让大姐夫做翻译。这里大家都务农，大姐在上海，哪种过地，这么矮小，皮肤白嫩的上海姑娘更挑不了担子，能做什么呢，精神上十分痛苦。还好，大姐夫还是照顾她的，让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工分少，他也无所谓，用自己多干来弥补大姐的缺陷。据说，大姐夫的二哥在当地政府是个处级干部，对他们也有一些帮助。大姐虽说已习惯当地生活，但在三姐临走时，要三姐带小琴到上海去。那次三姐大串联回上海时，就将小琴带回上海了。

小琴刚到上海时，黑黑的脸和怯生生的眼，还没到上学年龄。她喜欢吃肥肉，住了没多少日子，就嫌弃肥肉，仅吃精肉了。她听不懂我们的话，她说的话大家又听不懂，找过周围一些老广，也听不懂她的广东话，可能带有开平山塘村的土音。有时还要哭闹，我们对她很无奈。大姐可能希望她能留在上海生活，但她又没有户口，语言不通，难以生活，父母只好把大姐请回上海，领她回去。这次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大姐来上海了。那次，她还带了个儿子，还没断奶。男孩长得脑袋前凸后凸，人倒是聪明、活络。

父母和姐姐们多次问大姐在那里的生活状况，她总是讲还可以，也没觉得生活有多苦。问到阿何（即大姐夫）待她好吗，她一直是首肯的。其实大姐如果当时抛弃广东的生活，回到上海，生活也会比在那好。这是我后来想到的。不知当时家里人多次问她情况的意图，但父母一直认为她这样生活很难翻身。

大姐回广东后，先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变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的母亲了。据说大姐夫的二哥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领导，再无力帮助大姐夫一家。但大姐夫后来做了生产队长，虽说工分值有所增加，但怎能改变生活质量呢？他的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大姐能做什么呢？

穷乡僻壤，大姐只得做生孩子、领孩子的机器。我那时怨恨大姐夫，觉得他根本不应该娶我大姐—一个上海城里的姑娘，否则当地强壮的妇女也可帮他多做点农村活，大家不至于会这么苦。没能力给妻子过好日子，怎么有资格娶妻子呢？但他怎么会知道要回老家种地呢？我又有点原谅他。我大姐真是应了俗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狐狸钻山草。

对大姐最关心的要数三姐了，她一直保持着和他们的联系，时不时地会寄点钱给他们。据说三姐在师范学校念书时，国家给的每月生活补贴是10。5元，她常常将剩下的钱积攒起来，10元、10元地寄给大姐，接济大姐生活。三姐和我妹妹也寄过一些旧衣裤给他们。当然，他们来向父母要买家庭的大件，如自行车，我也曾和家人拼凑着寄过点钱过去。那时我已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姐家生活应该有所改观。

小娥和小琴先后出嫁，减轻了家里负担，但因男方家境不是很好，他们对父母的帮助甚微。她的大儿子开始工作时，我曾有意要帮她一把。

在我任中国对外服务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时，托广东省的朋友蔡总介绍开平的单位领导，请他们帮助解决工作问题。但时隔数月没有回音，可能鞭长莫及？我又托了珠海的朋友老文帮助解决，他当面和我答应得好好的，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成。现在想来，我们那个系统是为外国企业提供人才或搞劳务输出，到海外去工作的，我不知道大姐的大儿子外语水准如何，可能会给他们安排工作带来困难。

后来大姐的大儿子做项目承包，但在远离家乡的韶关，虽然赚了点钱，但娶了媳妇只管自己的家庭，对老人的帮助很少。小儿子也曾到上海来寻求发展，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人也没什么专业技能，只得回家乡谋生，结果在农村承包了养鸡场。前几年发生了鸡瘟病，他把养的鸡全部扑杀了，不但没有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后来虽然缓过气来，成了家，但还是自顾不暇。小女儿也出嫁了，在当地女儿是不太照顾父母的，加上她们嫁得不近，难以顾及娘家。

大姐和大姐夫就很孤独，相依为命。农村的养老保险很少，医疗保险更不要说了，要走很多路才有一个医护站，缺医少药，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那时年老了，基本就靠自身免疫力。老人要寄托儿孙辈的照顾，那也是很困难的事。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大家都在寻找发家致富或多点收入的工作，离乡背井外出奋斗，空心乡村屡见不鲜，尤其贫穷的乡村更甚，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儿童，老人难以享受到养儿防老的生活。

大姐夫妇就处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农村，女儿嫁走了，儿子在为生计拼搏的时期，他们还能依靠谁？大姐后期已有老年痴呆症了，难以自理，更不要讲做点家务了。大姐夫更是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北方一年四季还有个冬天休息期、调整期，南方一年四季不断劳作，他衰老得特别快，70多岁，就像八九十岁的人，有几次还莫名昏倒。抢救了几次，虽然抢救了回来，但他也没去查过什么原因。每天最多吃两顿饭，吃得也较差。三姐有次去看他们，把他们的子女召集起来，要孩子们尽最后的孝心。三姐还给了孩子们一点钱，希望请人照顾大姐夫妇。他们的孩子口头上都答应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又都无力来管自己父母了。后来据小琴说，他父亲最后是摔倒后昏死过去的。大家也不知道他得什么病死的，他们还瞒着我大姐。大姐发起病来，一会儿说“阿何在上面睡觉”，一会儿说“阿何去地里担柴了”；有时还会自言自语：“阿何，阿何啊，你在哪？”大姐依靠了一生的丈夫，已经远去了，她再没什么依靠了。没过多少时间，她也走了。那个美丽的蝴蝶结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向远方，寻找她的丈夫阿何去了。

大姐是个美丽、善良，乐观向上，向往过好日子的女子，她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为爱情贡献了一生。在贫穷、艰苦的一生中，她抚育了五个子女，没有享过什么福。命运对她很不公平。这让我看到农村脱贫工作是多么艰巨，中央打好全国脱贫攻坚战多么重要。一个地区，尤其是农村，人们要脱贫，尤其是年老的人们，能力是很有限的，仅仅靠子女或亲戚朋友的帮助，是难以改变整个社会生活的。这就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养老的问题。只有国家真正重视，把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养老制度和医疗制度改善起来，把年轻人吸引回来，才可能让农民过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生活。

党中央号召，2020年中国要全面脱贫了，不知道大姐他们的山塘村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但我的大姐已看不到农村的脱贫变化，过上更好的日子了。农村脱贫后，社会养老问题国家肯定会重视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城市里的人也一样面临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草于2020年6月14日

改于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