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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对外服务第一线的报告（第1页）

当中国打开关闭了近三十年的国门，向世界宣布对外开放后，外国企业蜂拥而入。这些外商大多是1949年前就在上海设有洋行的外国公司，他们想凭借过去熟门熟路的长处发展自己的生意。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40年代相比，中国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要寻找新的业务领域，寻觅新的贸易伙伴，寻求新的朋友，于是，一个新的服务业应运而生。

1982年4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前身），承担了向外商常驻代表机构派遣中国雇员的任务，开始揭开对外服务的篇章。1984年，随着来沪外商机构的增加，他们需要更多的服务，为适应开放形势的需要，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诞生了，对外服务业开启了崭新的天地。

对外服务，在世界各国是个极普通的行业，而在中国却是放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展对外服务？他们的宗旨是：时刻想着外商，一切方便外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经理们从转变人们的观念入手，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做好对外服务。让我们翻开他们的史册，来看看其中的记载吧。

一

雇员，他们来自各条战线，有的来自工矿企业，有的来自机关，有的来自科研所，有的来自学校……他们受过不同教育，有着不同经历，来到外商常驻代表机构工作，首先碰的是他们自己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外国企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在这类洋行中工作的中国人都被称为“买办”。“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被称为洋奴买办的人挨了不少批斗，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外国企业又在上海设立了常驻机构，我们这些在新社会出生、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人要到私有制企业工作，他们不无顾虑！这就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让我们来看看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的M先生，他就经历过这种思想顾虑。他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读过书，务过农，当过工人，是个既懂化工机械，又有外语专长的业务人员。1982年，他经考试，由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安排，受雇于这家美国公司。想来也好笑，一个曾经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青年，现在要为一个外国资本家公司工作，这多么需要更新思想观念啊！M先生开始认识到，他到外国企业工作只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工，是经过组织安排在做促进中美经济发展的工作。他学的是化工专业，外商分配他推销塑料。推销员，这是个多么熟悉的字眼，又是多么生疏的业务。在私营企业，推销员是非常重要的职业，他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三大汽车大王之一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李·艾柯卡就是从推销员起家而闻名世界的。M先生开始干起了新工作。一个来到新环境的人，往往会把新的工作、新岗位上的人员和印象中的旧环境、人员做比较，找出差异点，以求适应工作。M先生很快发现外商和国内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有区别。外商代表要求雇员独立处理业务；而国内单位的领导是手把手教，每件工作要多次指导帮助，每个环节要汇报，重视工作的全过程。他感到，在这里自己要担负的责任更重。思想观念的转变，促使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总是提前上班，吸尘泡水，赶在9点钟用电话的高峰前将急办的事联系好，始终掌握着快半拍的生活节奏。他这枚中国的齿轮，安装在美国公司这部机器上转动起来，而且不断快速旋转。一次他听说某地要生产一种当前世界流行的宾馆节能灯用于出口。这种节能灯要求透明、耐火，又不易破碎。而用国内的塑料制成的节能灯，不是不耐火，就是易破碎，有的甚至透明度很差。M先生为了把握塑料的成分，就到现场配制聚碳酸酯。那个外地小厂条件较差，有人劝他别去了：“在上海调配好，或试验好再给他们。”但他考虑到模具等设备都在现场，而且今后也要在那里生产，“应该到现场去”，M先生就这样定下来了。他说：“我在农村和工厂都待过，工厂的条件是能适应的。”他一连数次到现场帮助调制苯乙烯，帮他们修改模具。很快，一只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的宾馆节能灯在那里生产出来了。一家美国公司一下子就订每年300万美元的货！一个小厂生产的一只小小的节能灯，一年出口创汇300万美元，真是太鼓舞人了。而M先生所在的美国公司的塑料不仅扩大了影响，而且也有了定期销售的对象，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这家美国公司的嘉奖。这些中国雇员在思想观念转变后，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在外商机构努力工作，创下信誉。当人们问起这些老雇员时，他们深有感触地说：“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领导为我们扫除思想顾虑、转变思想观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外服公司派我们到外商办事处工作，要我们献身对外服务业，我们毫无怨言”

二

确实，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经理们，为适应开放形势，不断接受新事物，研究新情况，大胆尝试，为对外服务的发展写下一页页新的篇章。外商聘用女雇员就是一个突破。外商常驻机构的工作有其独立性，一间办公室里几个老外、几个雇员，有的甚至一间办公室里一个老外、一个雇员，能提供女雇员吗？在一起工作的女雇员和外商产生了感情怎么办？外商若有不检点，那太麻烦了，还是统一率省事，你要业务员，给男的；你要秘书，给男的；你要保姆，给男的。不过也有点难办，外商请保姆无非是陪夫人在家，料理家务，或领孩子，派男的去，那怎么行？不行就不派，那外商的合理要求又得不到满足。终于保姆破例，派女雇员了。他们挑选成过家的、有一定生活经历的。实践证明是行的。

她叫陈阿姨，是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在日本土屋夫人家里当保姆。刚去时，日本夫人要她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仅十个月，胃口特别差。她凭着自己带孩子的经验，知道这日本孩子得的是奶痨。她就带孩子去看中医，服中药，很快使这孩子胃口好了。后来她又发现这孩子脚力不好，就和日本夫人提出，这孩子常年在宾馆生活，缺土气。她每天领孩子从衡山宾馆出来到附近花园里游玩，试着在地上站立、走路，很快，这个孩子能走路了，健康成长了。土屋夫人非常高兴，她在离沪时，又将陈阿姨介绍给另一个日本夫人带孩子。其实这是个观念问题，为什么要把女雇员看得这么危险？把外商看得这么糟？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试着在大公司、大商社中选派女雇员搞业务，当秘书。这回真有想不到的效应，二三十名男雇员在一起工作，本来是较沉闷的，现在掺进了一两名女雇员，沉闷的空气被打破，气氛比过去活跃多了，工作效率无形中提高了。外商满意了，又雇了一些女雇员。但就在派遣女雇员后发生了外商和女雇员关系不正常，给宾馆保卫部门发现的事。处理此事完毕，派女雇员的事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经理们反复考虑，并做了分析，这类事毕竟是极少数，不能因噎废食，对外开放中烂掉个把人，你就能讲对外开放错了？观念转变是不容动摇的，关键是我们女雇员的素质。他们加强了对女雇员自尊、自爱、自强的教育。现在他们向驻沪外商机构派员1400多人中30％为女雇员，她们平均年龄为30岁，分别担任了业务员、秘书、事务员、翻译、接待员、保姆等职务。几年的实践证明，她们和男雇员一样能干，让我翻到记载女雇员姚彬那一页吧。

姚彬是个26岁的姑娘，现在法国巴黎国民银行上海办事处工作，她有段曲折的经历。1987年7月，她从工业大学电机系毕业，由于学的是发动机专业，她很想到科研所工作。由于外语好，学校推荐她到市对外服务公司参加录用竞争。经过数百人三轮考试的激烈竞争，她竟然被录用了。她第一次到外商机构工作颇具戏剧性。她学的是英语，却到一家著名的日本公司上海办事处面试。这家公司上海办事处从没录用过女雇员，据说因为老板怕坏风水。不少男雇员给她算命，老板肯定不要。但这次破例，老板竟然录用，而在这以后不久，老板觉得女雇员一样能干，竟然又新增加一个女秘书。这是后话。

姚彬到商社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自己找事做。自己的工作要从同行中很快看懂、学会，外商是不会给你上课的。连接待来客，也只是扔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航班、时间、姓名，送到下榻处，一切要你自己去办。每天夜里，电传稿就有五六十页，堆得满地都是。她要学会处理，要按部门将电传稿分好、卷好，上面盖章，表示由谁处理的。老板上班等着看电传稿，确定今天工作。她很快能独立工作了，做成了不少纺织生意，老板很满意。一年前，她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合同期满了，她有机会转到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当雇员。原来那家日本公司挽留她，真有点舍不得。欧洲公司和日本公司，银行业和贸易商毕竟有许多差别，姚小姐感到一切似乎都要重新适应，重新学习。她第一天到银行上班，老板就将八个柜子的钥匙拿给她，只说业务情况都在里面，真没头没脑。她只好慢慢寻找，逐渐熟悉银行业务，连简单的电传稿，她也要重新做起。

日本公司的电传稿是不要标点符号的，就像古文一样。但法国的老板却要标点符号，而且要求严格，不许有任何差错。姚彬只得在绿色荧屏上一遍又一遍地校对电传稿，看得眼睛发花，头发昏，她终于坚持下来了，受到外商的好评。现在她的老板是个法国女人，喜欢和姚彬讲英文，这对姚小姐的英文长进大有裨益，她很快能用英文写出差报告了。

一年下来，姚小姐从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到基本入门。法国总行客户来沪，翻译人手不够，小姚顶上去。九个月，法国老板又为她请了私人老师教她学习法语，现在她连听带猜能知道法语的意思了，她也能打法文电传了，下学期可用法语学习专业了。姚小姐的业余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连谈恋爱也难以排号，过去大学同学间的来往也疏远了，但她觉得生活得很踏实。单是学习法语，一周就要三次，还有不少功课要做，一对一上课来不得半点马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共进晚餐的时间很少。每周日她上午做作业，下午上课，4点半后，她还到徐汇网球场打网球。当然她不是想当运动员，而是为了健身，她深深懂得要适应外国企业高节奏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是基础。这些中国女雇员用她们聪明的才智、勤奋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使人们信服。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在对外服务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三

随着外商业务的发展，外商要的中国雇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懂专业，人员层次日趋提高。有些外商在和国内单位接触时，发现了他们要的人员，就向市对外服务公司点名要聘到外商机构工作。允不允许外商点聘？这在过去完全是不允许的。外商需要雇员，只有我们派给你，你不满意，中方可换人给你挑。如果允许点聘，那还要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干什么，市对外服务公司不成了只办理手续的机构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老总们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外商点聘雇员，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但是有其合理的一面。外商帮我们找到人才，我们为什么不认可呢。他们开始试着和外商联合招聘。1988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在其醒目的“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则启事，联邦德国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联合聘请高级雇员，启事竟然全篇英文。尽管是外文广告，尽管招聘条件近乎苛刻，名额又十分有限，却依然有大批的应聘者涌向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争先恐后，接连三天门庭若市。在负责招聘的人事部下狠心“截流”时，登记人已超过250人。

通过中外双方联合考试，西门子公司终于找到了满意的电脑专业人员。

这扇门越开越大，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允外商将考试满意的人推荐来复核审办手续，以后又允许外商对高层次人员点名雇用，经过市对外服务公司社会调查、素质调查、业务调查后向国内单位“挖人”。这个做法实现了原有用人观念的转变，是个大胆的尝试，外商用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问题也随之接踵而至，有的外商不知是情面难却，还是其他原因，将亲戚或朋友介绍来的人，将朋友的朋友介绍来的人，甚至在马路上偶然搭识的人都视为人才，点名要求录用。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对这些点聘人员进行摸底考试后，将这些人的情况如实告诉外商，有的不懂外语，外贸水平远远低于外商机构所需要求。这本身只是为外商负责，别无他意。有的外商听后作罢，不点聘了。但有的仍固执己见，点聘之后也有就此吃了苦头。

某外国公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K先生，因朋友介绍，向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点聘张某。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经过摸底考试和了解，张某外语、外贸水平较低，其他方面素质较差。但逆反心理驱使K先生表示，他了解张某，是适合在其公司工作的。K先生雇用张某半年后，开始感到管不住张某了。但张某是自己点聘的，K先生拍落牙齿往肚里咽。一年后，K先生发现张某大肆挥霍办事处费用，当他批评张某时，张某竟从吵架发展到实施非礼。K先生再也忍不住了，到市对外服务公司要求辞退张某，他终于想起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和他提过中肯的意见。当然，在外商点聘的人员中大多数人是好的，据有关人士统计，在外商点聘录用的200多人中，90％的人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大多数人是适应外商机构工作的。不过，允许外商在专业人才中点名聘用人，是个新情况，还需要从制度上给以完善，从管理上给以加强，这才能确保雇员素质的提高，保证对外服务的正常开展。

外商点名雇用人员，只是暴露了外商用人的供需矛盾。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是向驻沪外商机构提供中国雇员的唯一机构，并未因为独家经营而滋生官商作风，而是不断端正对外服务态度，面对用人矛盾，主动征求外商用人要求，及时培养输送合格人才，掌握用人主动权。

1989年底，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正式挂牌建立培训中心，为外商用人需要设置人才库，高级涉外人员培训班就是人才库中的一个宝。这个班开办后，每年培训50名学员，而这些学员是经过8：1的角逐淘汰才进这个班的，基础水平比较整齐。在当今业余教育日趋萧条的情况下，这些班级为什么会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不仅因为这些培训班课程扎实，能学到真正本领，而且在这些班内学习，成绩优秀，可向外商常驻机构推荐录用。有的虽然没能到外商机构工作，但到三资企业工作或自费出国留学还是很顶用。这些学员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包括博士生、硕士生，他们来自上海各大学，有上海交大、复旦、华师大、纺院、一医、二医、科大、同济大学等，这些学员所学专业有外贸、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控制、化学、纺织、医学、服装等，可以满足外商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开设课程上，他们安排了外语口语、听力、写作、外贸函电、进出口实务、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学、国际贸易、涉外经济法和西方礼仪等，旨在加强学生在外商机构和三资企业中的工作能力。培训班聘请了交大、外贸学院、外语学院等大学一批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教授上课，还聘请了一批具有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经验的外语优秀人才讲课，使教学质量得到保证。确实，这批学员的学习够自觉，他们每周要上五个晚上的课，不少学员离学校较远，白天工作，下班后只得啃着面包走进教室。有的课是用中文授课，学生在征得教师同意情况下用英语答卷，深得任课老师好评。一段时间交通不便，培训班的同学只得都步行来校学习，最远的同学竟步行三小时来上课。毕竟是自己争取来的学习机会，学费自掏腰包，不能报销，他们当然珍惜。这些学员经过一年的强化学习，学到了真才实学，60％的人员被推荐到外商机构工作，不少人到三资企业工作，有的自费出国留学去了，使后来的工作、生活等受益不少。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就这样培训了不少人才，通过培训派到外商机构中工作的人，普遍反映大不一样。

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对1800多名雇员抓紧日常教育，每个月要召开职工大会，传达国家的方针政策，进行外事教育等，还定期组织雇员培训，提高雇员素质，他们还和外商联合考评雇员，使中外双方对雇员评价取得较为接近的结果。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还用经济杠杆来调动职工积极性，在发放外事津贴、劳务提成时，每月考评，一个季度公布，得分最高的和得分最低的，经济收入都有很大差别。他们对违纪现象给予批评、教育、通报，直至辞退，极大地维护了外商的利益，保持了法规严肃性。一次，日本著名的S公司上海事务所所长来到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反映商社中有人私打国际长途电话，仅一个多月时间费用达一万多元。电话是打到澳大利亚的，而这家公司和澳大利亚某小城并无业务关系。从打出电话的时间看，都是在上班前和下班后。是谁干的？外商很气愤。这家上海办事处共有40多个中国雇员，要在这40多个雇员中找到这个私打电话的，有一定难度，当时有许多人要自费留学澳大利亚，他们从有计划自费留学到澳大利亚去的人中排队入手查找，但没成功。当邮电公安局公布了打到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后，这个雇员终于来承认了。原来他在马路上搭识了一名女青年，这个女青年为自费留学澳大利亚，多次来找他打国际长途电话，而他则认为这么大公司，这么多业务，每天打到世界各地的长途电话不知多少，混几个电话算啥。现在东窗事发，难堪。根据邮电公安局的规定，偷打电话属侵权行为，补缴电话费再加罚款共计一万五千元。他因为严重违反外事纪律，受到公司通报批评，并被辞退了。他悔恨不已，但为时晚矣。

四

买卖总要赚钱的，蚀本的买卖是没人愿干的。亏本的服务，对于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从大局考虑，只要外商需要，有利无利都要服务，有的服务项目还真亏本。

雁荡大厦居住着不少外商，这里紧挨具有80年历史的复兴公园，环境幽雅，设备齐全，住着190多户来自美国、联邦德国、波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500多位海外宾客。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附近缺少外宾购物商场，要买日用商品，哪怕是小孩吃的糖果，也要驱车到锦江饭店去购买，日常生活不方便。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将日租金500多元的一套三房一厅让出来开设商场，向外宾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和各国特色商品。外商无须走出这幢大楼，就能买到洋烟、洋酒及美国的番茄酱、意大利通心面、法式面包等，商场工作人员还用手推车送货上门并开设预约服务，外宾需要自己国家的食品，只要预约登记就可代为进口。外宾的生活是方便了，但是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商场所得的利润和房租、人工支出等相比差远了。

向外国人施教，又是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注重社会效益的大实绩。

外商来自各个国家，当他们奔忙于中外经济交流时，往往会遇上许多有阻于工作开展和感情交流的难题，包括语言、民俗习惯的隔阂等；他们随同来沪的家属，不习惯于东方古国朴实淡泊的生活色彩，却又时时盼着能够揭开东方这层神秘陌生的环境面纱。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专门成立了对外教育部，根据外商及家属的需要，开设各类课目。但是向这批洋学生施教并非易事。他们年龄相差悬殊，最大的近60岁，最小的仅6岁。他们的水准不一，空暇时间不一，加上这些外商都是各个公司（商社）的头头脑脑，强烈的自尊心驱使他们不愿在他人面前显丑。因此要开大班，上大课，他们就不愿来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根据这一特点，给外商吃“小灶”。你想学什么，他们就开什么课；你有什么程度，他们就提供同等程度的教材；你什么时候有空，他们就安排什么时候上课；你在哪里上课方便，他们就在哪里施教。他们先后开设了中文、书法、中国绘画、保健按摩、中国菜烹饪、少林拳、太极拳等20多种课目，不少老外在这里学到了中国民族文化，沟通了思想感情，寻到了生活乐趣。57岁的G先生，现在是一家日商上海事务所所长，他曾有过多年外交官的生涯，但教他中文的却是一个年龄仅他一半的姑娘。这位在外交场合神态自若、谈锋甚健的G先生，在一对一学习中文时却常常因为不懂或音念不准而发窘，自尊心受挫使他几乎有问难提，答非所问。小黄老师觉出后，便尽量轻松地一个单句、一个句型地教他，并时常主动提问题，再主动作答。过了一段时间，G先生终于适应了这种轻松的教学方式，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学业上大有长进，很快能用中文进行对话，方便了工作、生活。日本妇女尾崎幸子随丈夫来沪，因感生活单调，多次提出要回国。当她知道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开设了多种文化教育课后，一下子报了中文、书法、烹饪、保健按摩四门课，女儿菁子也参加了中国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幸子竟能熟练地用中文叫出租汽车，能单独上自由市场买东西了。感冒流行季节，她用学到的按摩方法，为丈夫按摩，预防感冒。客人来了，她烧出一桌中国菜肴热情款待。充实的生活、无限的情趣使她乐不思“蜀”

了。来自德国的莫尼卡随丈夫来上海时哭了三天，她不懂中文，在上海又没有朋友，连她想吃意大利空心面也不知道哪里去买。丈夫白天上班，她在龙柏公寓枯燥极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老师上门拜访她，请她挑选上课内容。她想学中文，可是方块形的汉字，在她眼里不像是文字，倒更像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图画”。她“画”不会，也讲不来，焦急之余想打退堂鼓了。老师劝她不妨先学学中国画。中国画讲究艺术意境，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栩栩如生的物景，表现出丰富的内容。莫尼卡感到很了不起，学习上劲儿了，没多久就能“像模像样”地画上了，再进一步考虑“形神兼备”的构图方式，待达到一定境地，在老师的诱导下，忽然品出一些中国汉字的构造方式，其中和绘画构思不是很有相似之处？她再次鼓起勇气叩响神秘复杂的汉字之门，果然很快入了门。一次，国际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新年文艺表演赛”，参赛的中外人士有400多人，莫尼卡熟练的中文会话水平获得了外国人讲中国话比赛二等奖。意外的收获，使她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后来她随丈夫回国前，专门在龙柏寓所举行了告别舞会，她一次次邀请中国老师跳舞，并将这两位老师介绍给她的朋友，舞会接近尾声时，她振臂高呼：“上海，上海，我爱您！”不少外宾离开上海后还写信给中国老师，一个叫中村雅子的这样写道：“……我们到新加坡来了，新加坡人人会英语和华语，我买东西或者坐汽车的时候，我讲中文，他们对我说，说中文的日本人很少，他们听我说中文很高兴，我也高兴，我希望不忘中文，我尽量用中文。

“我常常想起你，有时候我大声唱歌：大海，我的故乡……我喜欢大海，我喜欢上海，我希望再到上海。”

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在外国人教育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经济效益上却是微乎其微的。一份资料表明，10个专职教师，年扣除各项成本盈利仅1000元，但他们却赢得了友谊和理解，在对外服务史上记载下有声有色的篇章。

主动为外商提供配套服务，一直是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老总们追求的事情。他们先后开设了用车、用房、报关运输、汽车维修等，1988年开始，他们将服务的触角伸到了未在上海开设办事处的海外企业，为他们提供商务代理。不少海外企业由于对华贸易、投资不熟悉，因此对来华经营无把握。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在华投资、经商的机会，因而对在沪设立常驻代表机构举棋不定。有的外商就索性不向政府机构登记，办理合法手续，请在沪的亲戚、朋友帮助其在国内试着开展业务。

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针对外商这种心态和外商地下经商的形式，积极开展商务代理业务，使外商不来上海也能在沪投资，寻找贸易机会，开展“三来一补”项目，先后有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阿联酋等国家近二十家外国企业委托其作为商务代理，促成了一批项目。他们派出的“三来一补”驻厂代表也为提高国内产品技术，促进出口创汇起到一定作用。崇明电扇厂由于质量赶不上世界水平，产品只创汇不创利。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派出的驻厂代表，将电扇关键部件技术问题请教美商帮助该厂改进操作技术。风扇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使之又创汇又创利，中外双方都满意。

五

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老总们也有苦恼的事。他们的对外服务工作要被人理解，并非易事。首先是这些服务对象—外商及家属，他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在观念上和我们存在着差异。他们希望自己直接雇用中国人，不要经过任何组织，不要受任何约束，他们要直接支付给中国雇员劳务费，不要经过任何单位。他们不希望雇员参加国内的学习，怕雇员将他们的商务情报透露出去。但是碰到雇员发生了问题，又希望由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全包处理，不要牵制他们的精力。这几年，每年都有外国企业驻沪机构出面和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对话或恳谈，外商要了解雇员的经济分配、学习内容等。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们就在这类对话中宣传国家的规定，宣传按照当地政府法规办事这一世界惯例，向外商介绍一个企业承担的税收、人员经济收入分配，以及雇员的学习内容等，加强和外商沟通，使外商懂得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派出的人员是可靠的，他们的经济收入是根据地方政府规定办的。

其次，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老总们还要面对各有关管理部门，做许多解释工作，取得他们理解。对外服务业确实是个新兴的行业，在税收、企业承包、待遇、分配、管理、人才流动等方面都会面临新的问题，而这些项目在市内又没什么单位可参照、借鉴，上海在管理上又特别严格。

有些部门的有关同志也总是认为这个特殊行业似乎比国内一般单位待遇好，因此碰到有些做法，没有现条文，就不愿“担肩胛”，不肯拍板决定，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书面报告几年，这真令人苦恼。他们太盼望这些管他们的人能转变观念，适应实际工作需要。

观念，这太缥缈了，但它又那么实在。由于它的存在，决定了多少人们的行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的人们就是这样不断更新观念，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在对外服务征途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1993年6月刊于当代中国企业家丛书（10）《阔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