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小说

俗尘逸事（第1页）

白驹过隙，往事如烟，似水流年。一日正在午休，不知怎地，忽然醒来，睁开双眼，只见书架上的一册册书稿、日记、相册在移动，像走马灯似的不停翻滚，不觉触目入心。随即我的脑海汹涌，似乎有许多人物，一个个在走动；有许多事情，一件件在叙述；有许多故事，一串串在演绎。有哭诉的，有笑谈的，有蹁跹的……千姿百态，扑面而来。恍惚间，从稚童步向耄耋，春、夏、秋、冬，日日、月月、年年……如今，米寿如约相欢，正在伸手迎白寿；敢与茶寿相拥，高声齐唱生日快乐歌。人生几何，高兴之余，不免写写画画，也就有了如下拙文。

一、学工过程

我生于1935年6月24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田市乡酒王村人。我的祖辈家里很穷。爷爷在十多岁时就去了兰州，到一家鞋铺当学徒，做各种布鞋，俗称绱鞋。多年以后的一天，爷爷正在绱鞋时，突闻人喊马叫，一群兵匪拥进店内抢劫。惊吓中，爷爷不小心把手里的铁锥刺进左手心，顿时血流如注。虽得到治疗，但爷爷却再也不能干这个活了，后来被店主解雇。

回到家里后，爷爷买了头小山牛，和我的父亲耕种着十几亩薄田。父亲从小爱干农活，稍年长，就务得一手好庄稼。“提耧下种薅麦草，吆车能打回头鞭。”再复杂的农活都难不住他，尤其是一些技术活，父亲更是弄得精通。他全身心扑在庄稼上，成天守在地里，人称他为“真正的种庄稼的坯子”。

父亲结婚之后，一家五口人过日子。他心劲很大，省吃俭用，辛勤耕作，家业日渐兴旺。他还陆续置地，没几年工夫，就有六七十亩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凋敝，土地荒芜，许多人变卖田产。父亲和爷爷凭着全家人都能吃苦肯干的心劲，不时置买田产。1947年，有一个叫李振英的亲戚，是搞地下党工作的，他告知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了，你们不要买地了，家里够用就行。爷爷，特别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认为自己是靠劳动致富，家里有八九口人，需要更多土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家里拥有了120多亩土地，还雇了人。

父亲常说：“地是刮金板，看你干不干。”他执着地相信“唯有土地才能致富”。他不只精耕细作，还在技术上狠下功夫。如种棉花，从精选种子，到出苗、移苗、保苗，再到轮番锄地保墒，多次掐掉正、斜顶枝，除芽子，等等，要做一系列事情。父亲种的庄稼亩产量比别人都高，常有人向他取经。特别是庄稼收种的节气时令谚语，他更是熟记于心：枣发芽，种棉花；四月芒刚搭镰，五月芒不见田；中伏萝卜，末伏芥；麦子不离八月土；等等。

冬天，农活少了，他一个人吆上三套牲口大车，去八九十里外的蒲白煤矿拉煤回来卖，来回要四五天。他白天赶车，晚上喂牲口。赶路时还要捡拾牲畜粪便，带回家上地。爷爷还把自己绱鞋的手艺教给家人，以便在下雨天无事时绱鞋挣钱。

一家人把日子过得很艰苦，十分节俭，不多花一分钱。我们当地有个官道镇，每年腊月二十五有一次“娃儿会”，孩子们都要上街去玩。我12岁时，家里人给了我一点钱，让我领两个弟弟上街去。我们在街上到处看着、玩着，看到有人卖杨柳青新年画，很鲜艳，我就买了两张，然后和弟弟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家了。回到家里，父亲就要我交账，要剩余的钱。他问我们都干了些啥，我说每人吃了一小碟甑糕，买了两张年画，并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到年画后，随即打了我一耳光，让我跪在地上，还骂我胡乱花钱。平时吃饭时，桌上掉一点饭渣，他都喊着拾起来吃了。他不知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而是直喊“打牛千鞭，不舍一粒”。家里全是犁耙磨锨杈扫帚之类，农业用具，十分齐全。屋里像样的箱柜几乎少有，更不用说有八仙桌、字画之类了。住的房子很简陋，一到下雨就漏水，这样一年一年地拖着。家里无底财可言，何论金银，只有一大片土地。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是刨土疙瘩的，没一个是干公的或经商的。

他对礼乐诗书一窍不通，起码的“耕读传家”思想几乎鲜有，遑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不用说“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是读书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先哲，都希冀后人书读五车，饱学经史，以便“达而知天下”。所以，他们都会“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几千年来，天下父母们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孙们干一番伟业，成为国家栋梁。可我的父亲却将古人说的“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置于脑后，对于儿女的读书、考学关注甚少。他要求子女都应该像他一样，唯土地是命。他还常常在行动上严格示范，要求我们遵从。如稍有怠慢，他便示以惩戒。

常言道，父爱如山。他对子女的爱是厚重的，只是目标和方式不同。父亲辛勤劳苦一生，无悔无怨。他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文化，但以自己竭尽全力地劳作，为一个贫穷家庭奋斗着，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实属不易。这是他留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七岁在苏武村上小学，又转入庙殿村小学，毕业后，在田市完小插班上学一年半，曾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秋考入下邽景贤初级中学，曾任学生会副主席。学校为了配合社会运动，抽调多名能说会唱的师生组成剧组，经常在西关剧场和乡镇为群众演出。除了我，还有李淑兰、吴莲英、任敬川、王万合等，我们排了《学军参军》《小二黑结婚》等小戏。

1952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在思想上，我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如负重担，打不起精神，变得沉默寡言。不过，我总想甩掉这个包袱。那时，家里还剩54亩地。父母和爷爷重新购置农具，照常耕作不息，一直在劳动着。

自从家里被定为地主成分后，我的一个弟弟考上渭南某个工厂，家人非常高兴。但厂里来人一了解，得知是地主成分，便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弟弟们有被寄养在贫农家庭的，还有当上门女婿的。暑假，我外出给别人家打工锄地，每天挣5分钱工钱，干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

1952年秋天，我考入渭南瑞泉高级中学，曾任班长、学习委员。

1955年5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还领头宣了誓。7月毕业后，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8月28日报到，9月1日正式入学。

1956年10月13日，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侯外庐校长，他给全校讲中国哲学史，让我受益匪浅。这年我参加了学校秦剧团，做了一些导演、管理方面的工作，还演了几个角色。

1957年4月，田汉在陕西省戏曲剧院副院长黄俊耀的陪同下来到学校，还发表了演讲。受他的鼓动，我们成立了中文系戏剧小组。

1958年7月，为纪念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周年，陕西省戏曲剧院马健翎改编、排演了其代表作《窦娥冤》。受剧院的邀请，西北大学中文系委派副教授宋汉濯，带领我和赵俊玠、姜鸿章、陈民旭，一起到剧院练功棚观看该剧排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演员演戏。他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刘易平、杨金凤、李应贞，他们把人物演得惟妙惟肖、入情入理，让我十分感动。演出结束后，宋老师进行了总结，大家都很满意。之后，我写了《看〈窦娥冤〉排演》一文，后刊载于《西安戏剧》。

8月，我和戏剧小组的姜鸿章、赵用均、徐文琪，走出校外实习。

我们住在省戏曲剧院，参加陕西省文化局主办的全省“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聆听报告及学习文件后，我们分组下乡体验生活。当时，潼关的一名作者高春贤写了一部剧作《归队》，我们一起去富平县庄里镇农村，进行创作构想，向他学习。

10月25日，我们回到西安，住在省群众艺术馆，又参加了西北五省（区）第一届戏曲演出观摩大会。除参加会务工作外，我还写了几篇剧评，登载于会刊。后又到省剧目工作室实习。

1959年8月毕业，9月5日被分配到陕西省戏曲剧院工作，至1997年12月退休。

毕业后，我来到陕西省戏曲剧院，在艺术委员会（下称艺委会）工作，任秘书。10月28日，我和杨文科被派去延安砖窑湾公社王皮湾管区温家沟大队整社，直到过春节时才回剧院。在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等多处革命旧址，受到红色教育的熏陶，令我没齿难忘。

1960年3月，我被抽调至陕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会演、青年演员会演、杂剧及马戏会演工作。

12月，田汉由太原来西安。毕雨秘书长带领我和剧协的丁晞到三门峡去迎接。临行，毕秘书长脱下身上的呢子大衣让我穿上。他说：“你穿的衣服不行，天气冷。”我说：“那你穿啥？”他说：“我有毛皮大衣。”遂把大衣给我穿上，“你看，很合适。”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心里热乎乎的，直默念，多好的领导啊！

我们住在三门峡招待所。按级别，他上营养灶，我俩吃大灶。那年头，他看我们吃得差，就找所长说，让我俩跟他一块儿上小灶。所长开始不同意，他反复说了些理由，所长终于同意了。丁晞感动地说，多好的领导，想得真周到。对待普通的员工，这样的小事，他都记在心里。

在接到田汉回到西安以后数十天里，我具体负责联络工作。深感田汉之为大师，他学识之渊博，为人之豪爽，胸怀之宽阔，气质之刚毅，才思之敏捷，书法之俊隽……让人高山仰止。这些我都有表述，写了多篇文章和诗，收录于我的几本文集里。

1961年7月，艺委会领导让我和张宇华搞“院史展览室”。我们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有创作演出剧本（包括部分手稿）、剧照、评论等许多珍贵资料，尤其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的指示、接见、信件、捐赠的实物，以及马健翎、黄俊耀和京剧四大名旦的信件、剧照等。还有许多红色革命文物，如边区政府为民众剧团颁发的“特等模范”奖旗，为马健翎颁发的“人民群众的艺术家”奖状；毛主席送给民众剧团的300块大洋（仿制品）；柯仲平装大洋的兜肚；彭德怀、王震的信的原件；贺龙送给剧团的日本刀、望远镜和服装；等等。展览厅分四大板块：一、革命院团。二、剧目演出。三、人才济济。四、艺术交流。展出后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