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的领导干部们本以为何锐会就张锡銮次子的葬礼说些什么,却没想到何锐只是慰问了张家子弟,聊了几句后就告辞。在之后的视察会议中并没有提及与张家有关的任何事情。见到素来不怎么讲情面的何锐既有这么人性化的一面,同时也没有把私人的事情带到公务上。如此做法让领导干部们很是安心,
湖北位于华中地区,乃是九省通衢,又有长江航运的便利,重工业发展的相当迅猛。然而湖北省委书记向何锐做了扩大重工业规模,打造重工业中心的报告后,发现何锐竟然没有任何表态。以湖北省委书记为首的一众湖北领导干部们都很是讶异。
中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产业,湖北肯定不甘人后,期待能够获得大量投资,充分利用湖北的优势。但凡何锐支持湖北,总是要称赞几句。
现在何锐一言不发,怎么都看不出有支持的意思,这让湖北省的领导干部们想起了产业布局的传闻。自从何锐政府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的产业一直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在二战爆发前,在全世界经济衰退期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疯狂举债,钱都花在了产业投资,强化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的方向上。
从国务院传出的消息中,政府准备对整个中国的产业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世界形态。至于未来的世界形态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说法很多,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各不相同的利益需求下,只有关于国务院准备暂时停止投资的说法比较统一。
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中央政府卡住了投资,湖北现阶段的所有产业布局都不太可能通过。从何锐的反应来看,湖北省领导干部们不得不怀疑这种事情很可能是真的。
湖北省政府为了这份规划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如果计划没能通过,不仅这些心血化为流水,湖北省的同志们也会认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跟不上形势。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声望,委书记自然不肯这么糊弄过去,他问道:“主席,不知您怎么看到湖北作为交通与运输的枢纽的地位?”
说起这种理论性的问题,何锐还是很有兴趣讨论一下。而且湖北省的产业方案虽然不合何锐的期待,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何锐答道:“中国必然要进入一个双循环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内经济的循环,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业的循环。湖北省在这两方面都将有很好的发展。”
听何锐这么讲,湖北省委书记很快有了想法,他把心一横,说道:“主席,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在改善交通方面有很很强的愿望……”
这次的回答让何锐感觉有兴趣多了,但湖北同志们的水平明显不如李润石。李润石在这么多工作中,看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就很敏锐的意识到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后的人口问题。湖北的同志们依旧没能站在这个高度上对未来经济做出判断。
湖北省委书记讲完了交通规划后,有些惴惴的提出了最棘手的部分,“但是大量基础建设的投入,需要海量的建设资金。而且湖北也不希望只是靠中央拨款,也希望这些建设能够拉动湖北的产业发展。”
这样的回答让何锐很满意。在1942年,能够理解到以点带面,能够理解以某个投资主线带动产业发展。这种水平的省级高层放在全球也算是独一份。别说欧洲比不了,连美国也远远不如。
但何锐并不满足于这个层面,便问道:“武汉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城市,不知湖北省认为武汉人口会怎样增长?”
一听到人口增长,湖北省委一众领导干部们的神色都变得很尴尬。从1924到1942,中国高速工业化还没发展到20年,人口已经让工业化地区的领导干部痛并着快乐。
最终,湖北省委书记与省长都没去询问何锐对于人口的看法。不是他们不敢,而是这个话题现在非常敏感,已经大有路线之争的意思。而且这种路线斗争并非只有湖北有,所有工业省份都有路线引发的意见相左。这已经是一个文明党以及中央政府层面的问题。
何锐见湖北省的同志们不肯捅破窗户纸,也不准备多说什么。中国工业化发展时间太短,这种问题怎么说都不合适。便是在另一个时空的2030年,中国已经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产业发展导致的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解。但是路线斗争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也许是见到何锐大有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湖北省长依旧不肯就这么草草结束。他鼓起勇气问道:“主席,我现在询问答案有种作弊的感觉。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主席能够进行指示。”
湖北省委以及省政府的同志们都被这么率直的问题给吓到了。何锐政府18年的国家建设中,想得到提拔,就需要拥有能够理解领导思路的能力,尤其是能理解中央的思路。更直白的说,得能理解何锐的政策思路。
湖北省长这么问,会被认为缺乏理解能力。
就在省委其他同志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湖北省委书记开口了,“主席,哪怕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我们还是希望主席能够指点方向,让我们尽力去体会。”
眼看两位负责人都这么说了,各个厅长们也不得不跟进。一时间,倒是有点声势。
何锐并不很想做出解释,即便是这个方向本来也没啥好保密的,但何锐还是希望由国务院来安排。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世界大战中的第二阶段都即将完成,与湖北的同志们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并不影响大方向。这才决定说说自己的看法。
“同志们,在高速工业化下的城市化意味着治理压力全面提升。但人口增长毕竟有限,我问个问题,同志们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会发展成多少常住人口的城市?”
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市长都是湖北省委的委员,一众目光就落在了武汉市长身上。市长并没有慌张,他思索一阵就答道:“现在武汉市有400万人口,我认为能够达到600万。”
何锐摇摇头,“在中国持续工业化的时代,武汉人口的顶峰大概能达到1100万。”
湖北的领导干部们神色都变了,他们可是很清楚人口对于社会管理能力是多么可怕的挑战。现阶段即便是战争时期,社会管理力度很大,判案都倾向于严判。依旧没能完全压制住武汉各种违法犯罪事情。尤其是武汉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近一倍,从240万增加到了400万。犯罪案件增加了3倍不止。
面对治安压力,湖北省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成了党和政府内对立的新内容。
如果何锐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口再从400万增加到1100万……光是想,湖北省委同志们都觉得脑壳疼。
何锐当然知道同志们的想法。因为何锐至少听说过70-9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那时候中国因为完成了基础教育,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一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