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一条约5米宽的小路,两边都是竹林。往里走了四五十米,眼前豁然开朗。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草坪,两边是红色的围墙,在草坪的对面有一栋长方形的五楼高的灰白色建筑。草坪边上有个绿化工人,骑着洒水车,正在给院内的植物浇水,他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埋头干自己的事儿去了。
我穿过草坪,按照门卫的指示,沿着一楼的边缘走,在顶头一间开着的房门上看到了“院长室”三个字。我敲敲门,一个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你好!”对方操着生硬的中文,居然是个黄发碧眼的外国人,看上去四十多岁。
“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来,转而改成中国式的问候,伸出手去,“我是闫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从力度上判断出,他对我的到来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恰到好处。我用了同样的法子,他对闫磊想必也是有印象的,我还准备好了一套他问我要工作证的说辞,但他提也没提,把我让到沙发上,倒了一杯水,问:“你是来找刘定伟的?”
“嗯。”我说道,“半年前,闫队长来的时候,已经把大致的情况跟你说过了是吧。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次来主要是再了解点情况,案子有了点新眉目。”
“就你一个人?”院长的中文不好不坏,意思是表达清楚了,但我搞不清他这么问是因为客套,还是怀疑。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其他人都在忙着别的事儿,我正好在附近办事,所以顺带过来拜访一下。”
“原来是这样。他是个可怜的人。”院长的态度依然保持得不温不火,随即叹了一口气,像是对刘定伟充满了怜悯。
对于两度造访此地的命案刑事警察,他难免有些排斥的吧,我看了看袁建国,身材微胖,慈眉善目,很适合他的身份。毕竟我们的理念不同,他们努力为人们活下去找到一个理由,而我们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终止之后,才会登场。
我们又彼此寒暄了几句,说了些客套话,然后直奔主题,他领着我出了门边走边解释道,“其实这栋楼就是福利院的全部了,总共五层楼,一楼是办公的地方和活动室,二层以上都是宿舍。”
我们走上二楼,然后穿过走廊,到另一端继续上行。那些宿舍窗明几净,路过的时候我往里瞄了一眼。整洁得如同兵营,虽说住着一些连药物、器械都维持不了多久生命的人,可这里却没有医院才有的消毒水的气味,阳光从玻璃窗户斜射进来,墙壁上挂着十字架,还有很多我认不出来的古典壁画。
这些壁画,无一例外地都与圣经有关。建设者应该是个基督教徒,看得出来袁建国是用了心的,他在尽其所能为这些可怜的人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让他们安详而非恐惧地等待死亡。
每个宿舍能住三个人,一层楼大概十五到二十个房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不超过三百个床位。可不用担心人满为患,按照袁建国的说法,很多人还等不到下一批“居民”入住,就已经去往极乐世界了。
刘定伟可能算是最长的住客了,他被安排在五楼顶头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人一间。
“他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可以愉快地活得比我们任何人都长。”爬到了顶楼,袁建国吃力地从腰部取出钥匙,边走边拿在手上翻看,为了防止刘定伟跳楼,房门上了锁。到了门前,他先敲了敲门。
“进!”里面传来了一个被烟熏坏了的嗓音。
袁建国开了门,我们看到一个人横躺在床上,穿着米黄色的睡衣,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为了防止刺激到他,这间房空无一物,而四壁也被粉刷上了天蓝色的柔和的油漆。刘定伟浑身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还有一顶帽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皮肤。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无神,然后像个僵尸似的,毫无感情色彩地又把头转了过去,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上。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在想,袁建国一定会十分厌恶我们屡次造访吧?
躺在床上的刘定伟,是一个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袁建国就像用一根纤细的绳子,拉住他沉重的身躯,一点点把他拉回悬崖,这其中容不得任何闪失,一阵微风或者心猿意马都能可能让刘定伟再次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显然是来破坏的。每一次提起黄玉芬,都有可能是在他原本就冰凉的心上浇上一盆冰水。
袁建国介绍了我,可我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场,我看着已形同废人的刘定伟,想了一会,却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住得还习惯吧?”
刘定伟奇怪地看着我,他的整张脸都被隐藏在罩子底下,只有眼睛还转动着,淡淡地说:“习惯。”
“我来就是想了解下情况,有关黄玉芬,也就是你妻子的情况。”
一阵沉默。刘定伟继续看着我,好像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端倪,随后,不耐烦地说:“警察不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吗?还有,”他纠正道,“是前妻,我和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
“嗯,有点新情况。”我柔和地说道,“你也别太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下她的情况。”
我的心里有点紧张,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刘定伟的现状,照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不愿意提起过往,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又是来了解她杀人的是吧?”刘定伟突然自己说道。
我愣了愣,解释道:“这次我们又有了些新线索,关于一个拐卖儿童团伙,所以就——”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原来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你跟她之间的事儿。”
“我跟她之间的事儿?比如?”
“比如说——”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的,我又看了看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他再次闭上了嘴,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约莫半分钟的时间,转过头来,“有烟吗?”
“什么?”
“你不应该抽烟,对身体不好。”袁建国插话进来,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我看看院长,又看看刘定伟,最后又望向院长。
“好吧!”袁建国叹了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就一支。”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赶忙从口袋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笑笑,“很久不抽了,院长不让。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安静地听着,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
大概是在十五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刻,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来到了这座城市。那时候他还年轻,田头没有出路,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好在时代不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拥向城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将刘定伟卷了进来。
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吃苦耐劳、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