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谈判,亦是以失败告终。
听说高层连夜来了人,找宁乾洲。宁乾洲只说了一句,“管不住。”
高层拍着桌子,发火。
宁乾洲叼着烟,“我试试。”
我躲在门外偷听,以为宁乾洲要阻止我了。
可他没有。
所有的压力都没到我这里,他只字不提,拦截了所有的干扰,看到我的时候,一如既往寡言冷淡。
第三次谈判,我做了让步,洋人也做了让步。
他们要四成。
我只给两成。
最后两点五,达成。
因为之前听判官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言论,我谨慎地在合同条款里加上了价格小范围的区间,设立了上限,不许将百姓坑太惨。
最终洋人骂骂咧咧签了合同。
毕竟他们不签,我就找别的团队签。
我们国家拥有自建铁路的能力。
一场没有技巧,棱角分明的谈判,却赢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像是打了一场胜仗那般,媒体大肆宣扬,民众自发游街喝彩!
我其实还是懵的,做这件事前,我想要一战成名。可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完全陷入了那种倔强较真的情绪里,强迫症似的无法妥协,顾不得会不会谈崩了。
不能忍受洋人对我们的欺辱践踏,更见不得利益集团不顾民众生死的压榨。
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我们有能力自投自建,这便是我们的底气。
没有退让的必要。
突然一下子,便在全国知名了,以一种万民追捧的爱国者正面形象家喻户晓。
判官说,我是新的精神领袖,是很多女性的风向标。
说我是民意的发泄口。
说各方势力都会拉拢我,只要我给谁站台,谁就会赢得最大程度的民众支持率。
我像是一种民众认定的政治正确。
那些势力想借用我的影响力洗白自己。
生活,陡然就忙碌起来。
收不完的邀请函,饭局应接不暇,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下邀请,甚至有大财阀沈家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