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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争权（第2页）

作为常务副部长，叶天问本来可以抓更多的事，但他在班子成员分工时，着意于境界高一些，眼界开阔一些，以部长的姿态来分工，自己只抓全面工作，把具体的责任都交给了班子其它成员，让他们既有责又有权。

在安排谁管理单位财务上面，叶天问确实费了一番脑筋。既然他决定不让韩梦龄分管财务，那么他也不能把持财务大权，否则就会落下把柄，韩梦龄拿着它四处招摇、告状，甚至直接成为他的攻击对象。思来想去，叶天问最后决定由刘德芳分管办公室，掌握财务大权。一者刘德芳年纪较韩梦龄和他都大，是个老成持重的同志，为人十分正派，把办公室交由他管，韩梦龄不好说什么。二是刘德芳可能没有考虑到分管单位财权，把他自认为不该得到的给他，他就会因为叶天问的信任而心存感激，从而愿意俯首帖耳，听命于自己。如果一个人具有古代“士”的精神的话，那么，“士”还有可能因为得到信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自然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了。三者像刘德芳这样的老同志，既有一定的资历，也有一定的资源，取得他的信任和支持，等于把他身后的巨大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关键时刻可以为“我”所用。

“叶部长教导的是。”卓越说，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态。叶天问觉得这场景有些滑稽，因为卓越比他还年长两岁，毕业于重点大学，而他仅毕业于省内普通的院校。如今他职位比卓越高，只是他的运气好一些，行政职位只是一种领导权，而不是他能够教导卓越的理由。他可以对卓越发号施令，但不能用师长的态度教导卓越。这么想着，叶天问觉得应当谦虚一些，笑道：“教导个屁，我们年龄差不多，哪比你懂得多呢？我只是说一说个人的感悟，共同分享而已。”

“成长不论年纪，叶部长站得高，看得远，应当多指出我的缺点，使我进步快一些。”

卓越的话让叶天问听着舒服。所谓哀兵必胜，按照一般人的习惯，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只是喜欢帮助弱小者，能够让他们从助人为乐中获得成就感。如果对方地位低下，却像野狼一般表现得凶猛强势。人们会敬而远之，认为帮助了这些人，可能他们不太知道感恩。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后者比甘居人者更懂得生活的艰辛，对他人的第一次帮助都会铭记于心，只是他们不会假装弱小、假装可怜，用虚弱的语言向施助者甜言蜜语、摇尾乞怜罢了。据说卓越在宣传部里就曾经很强势，结果错过了好些机会，现在他对叶天问的态度好像倒了个个儿，可能是两人年龄相近，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的缘故吧。

以叶天问的观察和经验来看，提拔得快者，必然有自身成功的经验，提拔得慢的，必然有自身的弱点。就像眼前的这位卓越，在宣传部工作了十来年，组织部与宣传部处于同一层楼，只是中间隔了一道回廊，卓越就很少走过这道回廊，到组织部里去串串门，让管干部的人认识与了解自己。一般的用人习惯是“知人善用”，如果领导对一位干部不了解，又怎么用他呢？两人谈到卓越的前途问题时，卓越也对这一缺点做了检讨，说自己走不过通向组织部的那个回廊，也就没有走通大好前程。

“大家对轮岗都有些什么意见？”叶天问希望通过卓越掌握干部的思想动态。

卓越淡然一笑，道：“方案拿出来讨论时，大家吵吵嚷嚷，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合，这些评价都是以原来的习惯为参照物，多从自身的角度考虑，等正式文件下发了，大家知道无法改变了，也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叶天问笑道：“我看屠健就好像不太乐意，刚才还来向我抱怨呢。”

“他平时不是常说，对文件要不变形、不走样，一丝不苟忠实执行吗？怎么突然开起窍来了？”卓越笑了起来。

“大凡政策都是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下制定的，这些背景和条件，会随时间、地点、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既要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一旦客观条件出现变化时，又应当讲究策略，同时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

卓越在努力理解叶天问这番话，沉吟道：“叶部长说的没有错，在机关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接从学校到机关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丰富理论知识，使他们更擅长于忠实地执行文件，而不是把文件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与具体的活生生的民众、与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让本来充满人性化光辉的文件，经过他们机械的头脑过滤之后，变成更加干瘪，更加缺乏人情味。”

“这就是老百姓遇到酸秀才，只讲理不讲情了，最后情理都讲不通了。”叶天问站了起来，道：“好了，你去吧，电视台请了一位知名导演来考察苗族歌舞，我得赶过去陪一陪。”

卫津这些年着力打造一小时城市经济圈，修建了旅游高速公路网络，从市中心直达所辖区县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小时。原来到风情浓郁的高坡苗寨，需要花二三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只需要四十来分钟。交通改变使封闭的高坡苗寨，成为南原市民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家乐的一个重要去处。南原市把许多重要接待，都安排在了高坡苗寨。

叶天问上大学时，高坡苗寨虽然与卫津的物理距离不过五十来公里，却好像终南山与西安城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每年农历四月八，苗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各个偏僻的苗寨出来，汇集到卫津，吹着高高的芦笙，敲着锣打着鼓，游行到喷水池广场，然后，短裙苗们疯住劲舞。后来，这种东方街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跳起来之后，令西方观众大为惊叹，名之“东方迪斯科”。身着盛装银饰的漂亮姑娘们，显然比起身着短裙的姑娘们规矩得多，柔宛多得，芦笙吹起时，她们像扬柳依风，轻轻地摆动着身体，满身的华丽银饰熠熠生辉，又丁铃作响。当她们围着喷水池广场上的雕塑跳舞时，喷水池成为一座银色的湖泊，而后，姑娘们顺着大道游行，把中华路装点成一条白浪翻滚的银河，宛如夜间天上的银河被上天帝的妙手剪贴到卫津城里。

在那个封闭的时代，身着华贵银装的美丽苗族姑娘，不仅装点了卫津人的梦，也装点着卫津摄影艺术家们的镜头。身着银饰的苗族姑娘，长期成为卫津对外宣传的一块金字招牌。

高坡苗装点了卫津这座城市的春天，却很少有人深入苗寨去真切地感受苗民的生活。直到十多年前，卫津民族学院的一位人类文化学老师，入住高坡苗寨与苗民同吃同住，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百年高坡》。他用笔记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记录了苗族的生活，及传统习俗对于苗民的影响。著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研究高坡苗族的一个范本。这一成果让年轻的教师名利双收，不仅获了奖，还破格评上了教授。

《百年高坡》不仅让国内的学者关注苗族文化，海外的诸多学者也投入到苗族文化研究中，台湾一位女博士到高坡苗寨生活了一年，写出了其博士论文；法国一位女学者，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每天像苗民一样，跟着高坡苗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高坡苗寨进行的系统苗族语言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两部关于苗族语言方面的著作。

百年高坡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许多传统习俗都随着高坡苗民与外界的交流与接触，从而逐渐失去其原生形态。学者们忧虑苗族文化会在过度的旅游开发中消失，到那个时候，百年高坡的原生态文化现象将不复存在。事实上，生活的现代化方向与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始终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学者们提出建立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圈，并把它建设成为生态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形态将原生态的文化保护下来。围绕着生太博物馆，则是专门服务于民族文化旅游的次生态文化圈，以次生态的民族文化形态来展示原生态文化，满足游客观光的需要。潘玉辰和郑达非带崔乐天参观的，正是次生态的民族文化圈。

刘根根把车开上旅游高速公路时，立即把时速提到了一百二十码，轿车有了一些轻微的飘动。

叶天问说：“开这么快干吗？我们又不是来飙车。”

刘根根一边把车速降下来，一边说：“我们这车是九字开头的，超速也不怕罚款，电脑监视程序自动删除九字号车的罚款。”

叶天问有些生气，道：“你听错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罚款，我是说车速，机械的东西大意不得，一定要放在可控制和可把握的范围之内，就像一个高速奔跑的人和一个慢慢跑的人，哪一个要稳一些？”

“是。”刘根根歉意地笑笑，不敢再争辩。

“机关的公务车虽然超速不款罚，但这不能成为我们的特权，否则会带坏社会风气。”叶天问说完这话时，把眼睛侧转一边，一路无语，直到进入高坡苗族的大门。

停车坪上停满了车，其中一辆红色奔驰轿车特别显眼，叶天问认出那是潘玉辰的车。停车场上还在郑达非的白色东风本田，虽然与叶天问乘坐的公务车差不多一个档次上，郑达非的是私家车，叶天问乘坐的是公家车，两者又不在一个档次上。叶天问再次想到了冰冻室里的二十万元现金，心想，只要愿意，提出来就能够了却拥有私家车的心愿。那钱究竟是谁送来的呢？这个问题对叶天问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溪边的踩鼓坪上仍然歌声袅袅。叶天问虽然认为高坡苗族情歌旋律美妙，是民族音乐中不可多得的奇葩，但是，专门为游客表演的次生态苗族情歌，却渐渐失去了原来韵味，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特殊魅力。很多年前，当他第一次听到苗族情歌时，苗歌清丽的乐音、委婉的旋律，深深地拨动着他的心弦，他曾经一次一次地泪流满面。后来，能够把叶天问感动得流泪的歌，就是侗族大歌中的《蝉之歌》和西北民歌了。侗族大歌是以其清丽，以其与自然水乳相融的关系而令叶天问深为感动。西北等少数民族情歌，尤其是西藏情歌，“此曲应是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听着歌手响亮而悠远的吟唱，令人感觉到高不可攀的天空，其实与人是如此接近，人对天又是如此敬畏。

叶天问指着一条分叉小道说：“走，我们到山沟里的那个小寨子看看。”

刘根根说：“他们还在看表演呢。”

一提到表演二字，叶天问就感觉大倒胃口。每一次陪客人来都要看表演，每个月要陪四五次。这么一路观赏下来，即使对天籁之音，也会患上了审美疲劳症。专门为游客表演的民族演艺节目，就像大棚加化肥等催生的反季节疏菜，失去了原来自然清甜的香味。他说：“他们看他们的，我们去拜访一个隐世高人。”

苗寨虽居高处，但高原村落山高水长，许多寨子仍然有小溪流从寨子中间蜿蜒穿过。两人沿着斗折蛇形的溪边沙砾小道一路向上走，折过一个山脚，眼前豁然突现一片平畦的田坝，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苗寨静卧山脚。寨子后面的山坡凝绿叠翠，好似一层层碧浪从山顶腾涌而下，整个寨子被这种深沉的碧静拥抱着，令人感觉那么地爽心悦目。

进寨处，贴山横立着两幢两层楼的吊脚木楼，在他们与木楼之间，隔着一丘水田，蓄着一层亮亮的薄水。在木楼的吊脚下面，把水田分隔出一部分来，上面种了一些荷。时序虽是深秋，田田的荷叶依然亭亭玉立，像山间清丽的女子一般，浑身充满了灵气。斜阳正好照在荷叶上面，叶片摇曳，宛如山间少女活泼而灵动的样子，耳边宛然充盈着甜美而清朗的笑声。

第一家的木廊上，卧着一只黄色的小猎犬，见到有生人进来，赶紧弓起身子侧着头汪汪地叫几声，那姿态似乎有些不高兴，也对陌生人的到来不屑一顾的样子。

整个村子萦绕着小猎犬的叫声，让山寨益发的显得宁静。第一家的主人似乎也不理会猎犬的叫喊，倒是第二家有一个女主人，走到吊脚楼前面的美人靠上，把一双眼睛看着他们。叶天问没有接她的目光，只是看了一眼她家楼前悬挂的旗幡，黄色的幡上写着三个红色的大字：“农民画”。

女主人就这么一直看着叶天问走过沆沆洼洼的狭窄田坎，待他们由分叉的小道拐朝下面一家时，女主人不声不响地把身子缩了回去。

叶天问这会儿要拜访的主人姓甘，原字叫做若苦。人们都叫他若苦先生。若苦先生原来是卫津市第一中学的语文老师，小时候受到家风熏陶，喜文乐画，曾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在省里举办过画展。先后加入了省作协和省美协。照当时的态势发展下去，若苦先生极有可能成为一位能文会画的著名文化人士。与著文者一般的通病一般，若苦先生也用笔触及当世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把笔触切入文化人士的内心，著述了一部叫《纸上江湖》作品，作品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也给若苦先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人对照《纸上江湖》的字句和段落，验证若苦先生曾经窥视过他们的生活，不仅对若苦先生口诛笔伐，甚至直接上门征伐。周遭一片风声鹤唳，若苦先生犹如惊弓之鸟，仿佛生活在一片暗无天日的天地间。若苦先生也曾经进行过抗争，在报上发表声明说：“就历史来说，除了名字是真的，史实都是假的；小说除了名字是假的，所表现的生活都是真的。以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表述而论，小说虽然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但人物的头或来自于浙江，手或来自于北京的闺房，屁股却落座在我们卫津的百年高坡，甚望读者诸君切不可引小说之描写为自身涂彩，以此法引火烧身，不过凭添烦恼和笑话罢了。”

若苦先生的声明犹如火上添油，逼得他无法在中学生存下去，愤怒之下慨然辞职，以薄蓄来到高坡苗寨买木立房，和老百姓租了几亩薄田，一边耕读一边作画，顺便教高坡的孩子作画。十余年时间，居然把高坡的绘画风气带了出来。高坡的农民画被游客带出去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高坡苗寨于是有了另一个名称，农民画之乡。后被文化部专文命名。也算是若苦先生修成的一道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