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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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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简直一举两得。

治大国如烹小鲜，每一个政令与决策都需要慎之又慎。须知户帖法度之下的每一个人口数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有家庭，有父母，有儿女。民生不是什么宏伟大业，而在每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必须要足够瞻前顾后，才能不让朝廷法度成为刺向百姓后背的刀-

谢柏峥职业使然，不知不觉又在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剔除了老生常谈的部分，又依据现在的情形做了扩充。

他的语速不快不慢，不会叫人觉得他滔滔不绝，而是言之有物、结尾时令人感到言简意深、意犹未尽。

谢柏峥讲完，又将考卷卷递给了三位大人。次辅吴大人十分护犊子地问：“张大人以为如何？”

“辞藻虽不华丽，但正如你所说，道理都是通的。”张南岳沉吟片刻，便决定道：“正是你放才所讲的这一篇，三日后宫中的筵讲，便由你去。”

谢柏峥：“……”

他说什么讲？

宫中的筵讲是给皇帝讲课，通常不都是翰林院侍讲们去的么？他还只是一个刚上任的实习生啊！谢柏峥勉强忍住惊讶，十分乖觉地领了这个任务。

其实转念一想，谢柏峥多少也能明白一些。他这两篇文章，写得刚好与朝中争议之处不谋而合，内阁能想起用他这个实习生的文章去劝谏皇帝，恐怕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谢柏峥倒是不怕内阁给他下什么套。

文章是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去讲，不加扭曲歪解。要是永寿帝听得不高兴，要治他的罪，也只能算他倒霉。

其次，他也是真的想在这乱局中做些什么。

议定了筵讲一事，吴次辅身为国子监祭酒又少不得叮嘱几句。首辅张南岳是一甲进士出身，连先帝都常夸他的学问，因此在文学造诣上是十分高的。

他忍了忍，最终没忍住提醒：“你作策论倒的确有一番见解，只是今后在文采上还要多下一些功夫。”

谢柏峥的两篇文章，若说美中不足，大概是太白话了。天下间岂有只会写大白话的才子，之乎者也全都要用起来！